齐靖远：我原籍山东蓬莱，祖父清末下关东逃荒落户吉林。我于1943年出生在甘肃靖远县。在北京、辽宁沈阳、黑龙江阿城、陕西西安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教育。1960-1968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专业本科，1979-1982年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研究所周惠久院士的研究生毕业。在陕西汉中工厂从事材料热处理技术工作八年，在北京从事金属材料研究工作几十年。在世界第一届热处理大会、第九届国际金属与合金会议、第二十二届国际电子显微镜会议发表高水平英文材料学术论文5篇，在国内发表中文学术论文30余篇。

　　本报记者：您大学本科读了8年，这种现象很少见。8年大学生活，您经历了什么艰难困苦？让您感悟最深的人生体验是什么？

　　齐靖远：1961年1月19日，我不慎从大学宿舍楼上摔下来，休克二十多小时，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重度颅脑损伤”，医生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率高达50%，没有摔死十分万幸，彻底康复几乎没有可能。两次住院治疗，仍然严重失忆、失眠、头痛、头晕，学习与生活无法自理，只能休学回家。医生语重心长告知：西医对脑外伤后遗症完全无能为力，唯一的希望是通过中医的气功、太极拳慢慢调理恢复，彻底康复十分困难。未曾想到苍天不负有心人，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了。打太极拳一年以后头痛、头晕、失忆、失眠症状明显好转，我重新返回了学校。我终于成为了一个正常的健康人，以优秀的成绩大学毕业。本应1965年大学毕业，休学一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我才离开大学，大学足足念了八年。脑外伤让我晚毕业三年，却让我终生与健身结下不解之缘。健身给与我第二次生命。我决心生命不止健身不息。我长年坚持俯卧撑、仰卧起坐与哑铃运动，而且经常跑步。在北京工作三十多年，始终骑车上下班，平均每天骑车十公里以上。有几年时间，每天上下班骑车里程达50公里。多年来，我基本不生病、不吃药。我有一颗与年龄不相符的健康心脏与发达的腹肌臂力，我是酷爱运动的另类知识分子，运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2008年，血压、血糖、血脂始终非常正常的我，荣幸评为北京市健康之星。非常健康的身体，让我拥有非常充沛的精力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感兴趣的问题。

　　本报记者：您好学习，又好运动，在知识分子中算是“另类”了，这样的爱好和习惯与家庭传承有什么关系吗？

　　齐靖远：我的父母是九一八后从东北逃到北京的爱国流亡学生。在京流亡两年，得到张学良全额资助，进入张学良办的北京东北大学学习。在大学里，父母都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地下抗日组织。七七事变后，父母逃离北京，流落甘肃。兄妹四人出生于戈壁滩的土坯房内，从小生活十分艰苦。日本投降后，六口之家加入抗战难民返乡大军。在兰州、西安、郑州难民营等待火车、汽车一年多时间,才于1948年初一贫如洗到达北京。父母始终失业,全家在饥饿中迎来解放。北京解放后父母成为大学教师,子女们进入学校学习。童年的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造就了我们全家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兄妹四人从小学习十分努力,先后成为事业有成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大学教授的兄长,多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党员和自治区模范教师。文革中我在秦岭山区当工人8年,改革开放才有幸成为一位科学院院士的研究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的母亲喜爱运动，对我的影响很大。1960年大学教师身体检查时，母亲查出了冠心病，那年母亲45岁。当时冠心病极为少见，两千多名教师仅查出五人患有冠心病。母亲当时情况很差，全身浮肿，小腿肿的尤其严重。按着医生的建议，母亲制定了每天早晨打太极拳的健身计划，开始了每天晨练，而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坚持了47年。母亲几十年锲而不舍，创造出了令人想象不到的奇迹。六十岁已经雪白的头发，七十多岁以后变为灰白色，不少白发变黑了。患冠心病四十多年，病情始终没有继续发展。四十多年来，母亲没有得过心绞痛与心梗。几十年来母亲没有住过医院，在95岁的高龄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本报记者：您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学的是工科，工作以后的研究方向是机械工业行业的，您何时开始实用经济的研究？如何将实用经济和地方特点联系起来？

　　齐靖远：1966年初参加研究生考试，被本校机械系录取。高兴只有几个月时间，文化革命开始了。高教部宣布全国停止招收研究生，研究生考试成绩无效，已经录取的研究生一律作废。文革彻底粉碎了我的读研美梦，苦苦等待两年进入北京一家工厂当了工人，几年后又下被放到秦岭山区工厂劳动8年。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犹如惊雷震撼了神州大地，不久中央决定恢复研究生考试，取消研究生资格12年之后，我又投入到庞大的考研大军。我的三项成绩完全符合要求，由于所报考的学校与我原来大学的学术观点不大一致，这个全国顶尖大学决定不给予我复试资格。我的第二次研究生考试，成为学校之间门户之见的牺牲品。铁了心要圆研究生梦的我，又开始了第二年研究生冲剌。好在有了第一次复习的基础，第二年考研终于如愿以偿。为了防止门户之见，我只能报考研究领域我并不太喜欢的母校一位院士的研究生。150多名各届优秀大学毕业生，竞争5个研究生入学名额。结果仅有两个人符合三项成绩要求，我有幸成为被录取的两名研究生之一，36岁终于圆了研究生之梦。我的毕业论文获得极高的评价，解决了低碳马氏体机械性能的基础理论问题。我的研究生导师，应用我的理论研究结论，总结了他十几年的实践研究成果，1987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央研究机构工作，三十年来累计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20余篇被权威的美国科学文摘收录。我64岁时才退出工作岗位，在家中仍然每天看书写作七、八小时，至今发表科普文章与歌颂改革开放散文200余篇。我在专业研究上的主要成果除论文外，还出版百万字英文翻译学术专著《金属物理性能测试》一本；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失效分析专家，对歼七战斗机及解放牌汽车的质量做过重要贡献；拥有四项耐磨材料发明专利。作为特约科技嘉宾，曾经三次作为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主讲人及两次北京电视台《世界地球日》节目主讲人，为中央电视台《科技博览》节目策划撰写过脚本《膜技术》。2003年至2004年，应北京规划委邀请，参加北京市十一五发展规划研讨活动，在2003年、2004年的《北京规划建设》及2004年的《城乡建设》期刊发表北京发展规划特约文章三篇。退休后，我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实用经济的研究上，我非常关心全国各地经济建设，希望能为中国乃至各地经济腾飞做出贡献。

　　本报记者：您与衡阳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是什么原因引发您写这篇文章的？

　　齐靖远：1984年、1992年、2001年分别参加过在衡阳召开的机械工业理化检验会议、机械设备失效分析会议、高科技产业促进会议，这些会议均为几十人规模的专业技术会议，与衡阳各个机构与相关人员没有接触过。三次会议对风光靓丽的衡山与物产丰富的衡阳印象十分深刻，为本次撰写衡阳发展建议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地大物博风光秀丽文化璀璨，旅游业应该是中国每一个地区的重要产业。旅游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矿，任何领导人都必须高度重视。北京2011年旅游收入已经超过三千亿元，发展潜力仍然非常巨大，仍然斥巨资在旅游卫视与中央电视台强力推广促销。中国一些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旅游业应该成为首屈一指的第一产业，应该占据GDP的最重要部分，可惜中国大多数旅游胜地未能实现这一目标，而且相距甚远，让人非常遗憾。中国很多地方旅游策划欠缺力度，旅游宣传模式有待本质性提高，旅游潜力开发有待极大强化。旅游业正是我对衡阳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建议。旅游产业应该成为衡阳第一产业，经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并非天方夜谭。

　　编者按

　　本期周刊推出的关注“重点发展衡阳旅游”缘于两份建议，一份是北京专家、退休高级工程师建议我市把旅游发展成为第一产业，一份是我市经济界、文化界、收藏界人士建议我市修建“汉字艺术公园”。把两份建议放在一起解读，刚好把宏观战略和微观战术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结合起来，既符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又契合当前文化改革、促进文化繁荣的新形势。我们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最佳机遇期和文化大发展的前夜，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既要提高经济发展硬实力，又要提升文化发展软实力，我们责无旁贷。

　　本报记者   戴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