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清楚，救助者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护送老人到医院或打急救电话。（9月7日《新京报》）

　　这项指南给人们救助倒地老人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技术指导，让人们在救助倒地老人时可以心中有数，对症出手，对倒地老人的健康多了一层保障，这固然是一件好事。

　　然而，这项技术指南的生效却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有人愿意救助倒地的老人，如果无人愿意伸出援手，那么，指南规定得再周全，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无济于事。

　　技术指南解决的只是“怎么救”的问题，而面对倒地的老人，当前人们的主要困惑是“救不救，扶不扶”。尽管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是愿意向倒地老人提供帮助的，但是，当不断有搀扶倒地老人的行为引发诉讼并被贴上“彭宇案”的标签，当倒地老人反诬搀扶者为肇事者的现象间或发生，搀扶倒地老人的风险便逐渐增加了，很多人找不到既能帮助倒地老人又能有效规避风险的搀扶方式，只能无奈地陷入犹豫、矛盾、畏缩，成了冷漠的看客。显然，《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没有给人们指出“安全有效”的搀扶倒地老人的路径，没有破除阻碍人们向倒地老人伸出援手的道德困惑。

　　面对倒地老人，解决“救不救”的道德问题比解决“怎么救”的技术问题要更迫切，我们固然需要在“怎么救”倒地老人的问题上得到指导，但我们更需要在“救不救”倒地老人的问题上得到合法合理的明确指导，因而，除了应该有《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还应该有一项“老人跌倒干预法律指南”，告诉人们，在各种情况下，怎样救助倒地老人才能把诉讼风险、责任风险控制到最低。

　　笔者以为，“老人跌倒干预法律指南”应由司法部、最高法院等部门制定公布，主要内容应包括两部分：其一，指导行为人部分，即行为人发现倒地老人后，是该拨打110、120求助，还是直接扶起老人，或自行把老人送往医院？准备直接扶起老人时，行为人是否该收集一些日后可以自证清白的必要证据？如其他证人证言、现场的照片、录音、录像资料等，行为人又该如何固定证据的主要要素？行为人如果驾驶了交通工具，在扶起倒地老人之前该把交通工具以什么姿态停放到什么位置……其二，指导司法部门部分，如搀扶倒地老人引发诉讼，该由谁举证，法官该如何甄别证据，如何判决？

　　当人们在倒地老人面前陷入了困惑，但道德在倒地老人面前不断滑坡，有关司法部门不能再沉默，不能再任由这种状态无序发展下去了，而公布一项“老人跌倒干预法律指南”，给民众和司法者提供帮助或标准，给道德撑腰，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