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我们，虽然躲过了哥哥姐姐们经历过的生死存亡的三年自然灾害，但是依旧被饥饿的阴霾笼罩，米饭里面掺杂着各种粗粮，面条清汤寡水，大部分是萝卜和土豆，吃纯粹的白米饭和干拌面那是痴心妄想。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我们狼吞虎咽，一把炒黄豆、一个烧土豆、一根胡萝卜、一茶缸又酸又涩的沙枣就是我们的零食。早晨饿着肚子上学是常态，开春四五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猪草根、酸溜溜、葡萄丝、蒲苇根、榆钱、槐花都被我们吃过。

　　最难忘的是六月份的时候，地里的麦穗逐渐饱满了，大概怕人们侵犯它，为了保护自己，它的身上长上了细细的被称为麦芒的东西。但我们这些被饥饿折磨的小家伙才不怕呢，一双双小眼睛早虎视眈眈盯着它了。

　　有一天，大人们到远处的地里薅稻子去了，在村附近捉蜻蜓、追蝴蝶、跳皮筋的我们，奔到了田里。微风吹过，麦叶窸窸窣窣作响，临近成熟的麦穗高昂着头颅。小霞负责站岗，若有来人就学猫叫，我们就假装在田埂上挑草，我和另外三个伙伴准备揪麦穗。我像鲁迅《社戏》中的阿发一样慷慨说道:“揪我家的吧，我家的田在中间，不容易被发现。”于是，四个人来到田里拦住麦穗头连揪带薅。我说:慢点，慢点，不要到田中央，就在田埂边上薅。

　　一会儿，每人手里拿着两大把麦穗跑回我家。我们手忙脚乱把母亲出工前封住的炉子捅开，用火钳朝底下呼哧呼哧捅了几下，火苗上来了!我们抓住一小撮麦秆，把麦穗放在火苗上来回烤，等麦穗头上的扎人的麦芒烤蔫了，麦粒外面穿的绿壳由黄变黑时，从火上撤下来，并趁热将麦穗按在手心，另一只手在麦穗上使劲搓揉，把麦粒从烤得干黑的皮中搓出来，接着两只手来回倒换，吹掉黑皮。一阵辛劳后，手心里只剩下烤得夹生半熟的胖乎乎圆滚滚的麦粒，捏几粒放到嘴里，慢慢咀嚼，甜甜糯糯的麦香便充盈了整个味觉世界。

　　几个人的麦穗轮番烤着吃完后，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噗嗤笑了，每个人的嘴上脸上手上都黑乎乎的。我们从水缸里舀上水用猪胰子仔仔细细洗干净，估摸着大人也快收工了，我学母亲的样子把炉子封好，把地上的渣渣拉拉收拾干净，又到院子外疯耍去了。

　　平日母亲收工回来，我一个劲喊肚子饿了，央求母亲赶紧做饭，那天我破例没喊，还帮着母亲捡菜。母亲看了我，又看了一下干干净净的地，一个劲夸我懂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