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了，我至今难忘曾放牧三年的那头十分温驯的红黄牯。

　　十岁那年，母亲在贫病交加中撒手西去，上山陪伴父亲去了。我被有两台缝衣机在关市街上做裁缝的二叔接去他家读四年级。初小刚毕业，在老家跟爷爷作田的三叔又把我接回了老家，其理由是，爷爷患了夜盲症，傍晚放牛易摔跤，要我回老家一边读书一边放牛。

　　我到清潭完小读高小，学校离家十来里。白天是学生，早晚是放牛郎。我和爷爷同睡一个床，每天天刚亮，爷爷就催我起床放牛，同学从我屋边路过喊我上学，可我还在山上。等到我把牛关进牛栏里，他们早已不见踪影。我赶紧从锅里带上几只“圆猪圆羊”（煮熟了的红薯），背上书包，边吃边追。下午三四点钟放学，一路小跑回到家，三扒两咽，吃完了三婶娘热在锅里的一大碗“芝麻拌糖”（红薯拌饭），然后牵红黄牯上山。爷爷规定，不到天黑不准关牛。每天关牛时，爷爷在牛栏边等着检查，仔细摸牛肚子，看它的水肚子平了没有，如果没有平，他知道牛没吃饱，就从隔壁的柴房里抱出一把干红薯藤放进牛栏里，让它晚上“加餐”。

　　红黄牯长一身纯净的红毛，个头中等，两个眼睛大大的，一对牛角弯成弧形，上面有一道道粗糙的圆圈，记录着它的艰辛与沧桑。听爷爷说，它已经二十多岁了，草口不好。怪不得不像邻家的牛那样膘肥体壮、毛色油光发亮。同村的牧童们经常一起放牛，牯牛们经常斗架，但我家的红黄牯它从不应战。它很听话，每次牵它在田埂边吃草时，它从不偷吃禾苗与豆苗。时间一久，我对它有了感情，经常扯又肥又嫩的大马根草，编一串长长的草辫，把牛缰绳系成一串“8”字，挂在它的双角上，它在后面迈开平稳的四蹄，摇着尾巴驱赶蚊虫，我边走边喂它草辫。爷爷有时看到此情此景，嘴角往上一翘，笑了。

　　尽管我放红黄牯很上心，可爷爷对我常发“牛脾气”。今天说你牛没喂饱，明天说你牛屁股的皮毛上沾有牛粪，后天又说你牛身上的“牛三蜱”（一种专吸牛血的虫）没有捉净……爷爷审视的目光充满严厉，老脸上写满严肃，感情的天平总倾斜在红黄牯一边。

　　高小毕业那年暑假的一天，我的同班同学都去县城参加考试去了，等我赶去母校，校长冷冷地说：“你事先一没体检，二没照照片，别人已在考场答题了，你还在咯里。明年早作准备吧！”

　　回家后，我气得躺在床上，饭也不吃。

　　爷爷做事回来后知道了，在堂屋里高声说：“只有锅子煮白米，没见锅子煮文章的！”

　　听人说，爷爷儿时读过私塾，能背“四书五经”“幼学”的许多名句，也做过“秀才”梦，然而美梦未圆，只好在家作田。他也希望儿孙成才，曾送我父亲读到国高毕业，可惜父亲三十多岁就死了。碰上寒冬雨雪做不得农活，爷爷就把我叫到堂屋里，戴上老花镜，翻出已尘封多年的“五字鉴”，一天点教二三段，要我背，还教我练毛笔字，满脸严肃地告诫：

　　“写字姿势要端正，腰要伸直，右手轻握笔，手中间要空，写字要一点如桃，一撇如刀。”

　　失学那年，我起早摸黑放牛，白天顶着烈日跟爷爷和三叔学干农活。爷爷老了，干不得重活了，但他仍然勤快得像一只蜘蛛，在田里土里山里的网上穿梭、吐丝。

　　我至今记得那年冬天一个月夜，爷爷给红黄牯添草的情景。

　　月亮在爷爷的咳嗽声中爬上东山，爷爷穿着他那件已露出棉絮的旧棉衣去了牛栏，我悄悄跟在后面，爷爷驼着已伸不直的虾公背，边咳嗽边从隔壁柴房里抱出一捆尚未干透的红薯藤，放进了牛栏里。月光从对面山上的树林顶上斜照过来，映在红黄牯伏着的疲倦的身子上，它抬着头，静静地望着那片惨淡的月光，嚼着干薯藤。一下，两下，三下……它好像不是在嚼草料，而是在嚼它的漫长而艰苦的拉犁生涯。二十多年了，它年复一年地把精力血汗化作主人的衣食，现在它老了，草口老了，牙齿钝了，只好在月下细嚼慢咽加餐。它那忧郁的眼神，像在忖度明日能否再拉得动那沉重的犁耙。爷爷弓着背坐在牛栏门口的石凳上，叹着气边咳边说：“老伙计呀！你到我家都二十年了，每年冬天本应煮点黄豆和酒糟给你补点膘，可我家哪有啊！”爷爷的头已垂到他那瘦削突起的胸骨上，他像红黄牯一样，也辛苦耕作一辈子了，老了，牙齿全掉了，早已嚼不烂硬食。触景生悯，我突然同情起爷爷来，想起了老师教的“耕牛农家宝”这句话，终于理解了他爱牛甚于爱孙的心，心里开始原谅爷爷对我的苛刻与严厉。

　　老红黄牯在这年腊月二十八日死了，爷爷病倒了，叫三叔把牛埋了，共屋的人要买牛肉过年吃，霸蛮要三叔把牛肉分卖了，他们还要买走牛头、骨头。爷爷含着泪说：“牛头、骨头、牛皮再不能卖，家里也不能留，都把它埋了，修个‘衣冠墓’吧。”

　　第二年冬天，爷爷也走了。临终前，他叮嘱后人：“把我埋在红黄牯坟的旁边。”

　　每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在祭拜爷爷的同时，顺便在旁边的牛坟上也插上三根坟签，这时，红黄牯那老实忠厚的憨态，立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