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这部影片我看了两遍依然余“影”缠绕。众所周知，情节越简单的影片越需要演员的表演实力。这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电影，讲叙的是人类完全可以通过信念战胜将人的承受力推向极致的东西。

　　一部影片究竟是揭露还是赞颂，我们远不必等到剧终才能明白。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影片的摄影基调来洞悉这一切。任何一部影片的拍摄视觉都是为它的内容而服务的。在这部影片中，无论观者在任何时候将画面静止住，它都是一幅尽善尽美的图画，任何视觉上的缺陷都在这里被隐藏起来。无论是在西伯利亚的劳教营，还是在逼近绝望的荒漠中，画面都始终保持着一种无懈可击的优雅。那些不断与观众的脸贴近的特写镜头，足以使观众相信：这优雅就来自我们自己，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影片中有一个使人尤为震惊的镜头，那就是波兰女孩临死时多么像一个“女神”啊。谁会怀疑一个敢于像男人一样拿出自己的生命作为抵押，去追求自由和梦想的女孩不是一个女神呢。

　　在不少影片中，女人基本都是一个配角而已。女人的参镜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诠释男人的生活。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女人的参与完善了作为“人”的全部精神力量。导演在女孩死去以前，通过运用同伴的手编织了一顶荆棘环冠，以遮蔽阳光的形式戴在女孩的头上，这一神来之笔，观众会在产生同情的同时，感受到人性中顽强的抗争意识。人因为崇高而变得优雅非凡——这气场充盈着整个画面，通过视觉彻底洗礼了观众的灵魂。

　　简短的台词也是这部影片的经典所在：“即便是死了，但至少是自由之身。”——这句台词就一语道破影片的精神内涵。它还有一个更加伟大的使命就是：支撑着剧中人一定要保证自己活着赶回去——“她活了下来，被释放，这一点我知道。但她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你看，我能做到这一点。她在折磨自己，就像你一样。所以你看，我必须赶回去了。我要回去。”这句话是亚努兹鼓励跟他一起从西伯利亚劳教营逃亡出来的同伴讲的一席话。这里的“她”指的是亚努兹的妻子。影片的开篇就介绍了亚努兹的妻子被迫承认亚努兹是个间谍分子，而使他被判在西伯利亚劳教营服刑二十年。导演在影片的前半部基本都是采用近焦手法拍摄，以通过人物的面部细微表情来告诉观众他们在想什么，会怎么做，以及人物因为不同的个性和修养所表现出的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心理。而在这个情节中，导演却采用了远焦镜头来拍摄。他将亚努兹、亚努兹的妻子和苏联军官分别处在画面中的近景、中景和远景位置。因为是远焦镜头，所以画面中的景深足以将画面中的每个人物以及道具的细节异常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站立的“妻子”低垂的头正好压缩了画面的高度，使观众的视觉无法通过“妻子”的头部高度来继续延伸画面，再加上灰暗的调子、主角的惊愕表情、冷漠的军官足以使观众通过视觉产生压迫感和紧张感，从而对亚努兹的命运感同身受。

　　当亚努兹望着妻子说，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时，观众也在疑问：他们究竟对她做了什么呀，使得她必须诬告自己的丈夫。而亚努兹的疑问里没有抱怨，而是对妻子暗示他绝对的理解。与其说是疑问还不如说是对妻子的慰藉更为贴切。这种理解与慰藉之心，也成了后来他给自己以及同伴战胜疲惫、饥渴和恐惧时，一定要让自己活着回家的坚定信念！因为，因为唯有“我们”才能使那些因曾经出卖和背叛过“我们”的人真正免除良心的折磨。

　　不得不说这部影片更多的不是在颂赞人类战胜体能极限，抗拒自然压力的非凡毅力。更多的则是通过银幕这一迅速的艺术传播途径来向我们证明一点：我们的人格里都有神性的光辉。

　　电影的本质并非娱乐。无论一部电影选择什么样的拍摄手法，电影的本质都是教会人们如何思考，告诉人们永远记住自己生命中那些应该珍惜的部分。通过“窥探”别人的生活来对自己作出最正确的抉择。因为人生太过短暂，我们来不及修正错误。

　　■肖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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