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留意，会发现很多人将常宁西北部、湘江南岸边的“大堡”称为“大铺”。翻阅《同治常宁志》，发现该地在当时的记载并非“大堡”或者“大铺”，而是“大浦”——《同治常宁志》“卷三·市亭篇”记载，“大浦市，县西七十里。”当然那时的“市”，其实就是治理市政的处所，属于有规范管理的集市而已。《同治常宁志》中就记载有蓝江市、官厅市、马王塘市、大浦市等，这些墟市至今仍然存在，只是当年之“市”而今已唤作集市或乡镇。但因为“堡”“铺”“浦”的出现，湘江边的大堡也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堡”，是个多音字，《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个读音，分别读作“bǎo”“bǔ”“pù”。读“bǎo”时指堡垒，同时也是稀有姓氏“堡”姓的读音；读“bǔ”时则指有围墙的村镇、村庄，譬如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吴堡等等；读“pù”时则通“铺”字，纯指地名，如十里铺（在浙江）、五里铺（在湖北），就可以写为十里堡、五里堡。只不过常宁方言中的“bǔ”与“pù”难分，外人往往不知所措而傻傻分不清，当年徐霞客从湘江乘船经过时，记载当地地名就也是用的“大铺”。公元1637年（明代崇祯十年、丁丑年）的农历三月初七，他从河洲驿溯湘江而上经过大堡时写道：“初七日，西南行十五里，河洲驿。日色影现，山冈开伏……又三十里，过大铺，于是两岸俱祁阳属矣。”那时由湘江一过大铺就是祁阳，缘于当时尚未分设祁东县。

　　“铺”，则是古驿站系统的重要一环，亦称铺驿、递铺。《金史·世宗纪》载，“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新荔支，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金世宗是金代第五位皇帝，估计和杨贵妃一样爱吃荔枝，竟然靠铺递来快速运送这种南方水果。清代黄六鸿著的《福惠全书》则讲得比较全面：“夫铺递之设，盖以供送各衙门之公文者也。有本州县申报上司之文，其在冲途，有彼省传送邻省，及京部院之文，每昼夜须行三百里。凡所到地方，铺司于公文套上填明某日某时到，即为前送，如有稽迟擦损，定行查究，此定例也。”也就是说，铺递主要任务是传送公文，其中上报市州、跨省及进京的公文还要日夜加班传送三百里。关于常宁的铺递，《同治常宁志》称，“本县所辖铺递十二处，创自明洪武初。正统七年，知县赵忠重建。成化二十一年，知县谢廷举重修。总铺铺司五名。东路三铺：总铺起十五里至金塘，十五里至东冲，十五里至沙江（各四名），十五里至耒阳县界；南路五铺：总铺起十里至大陂（四名），十里至长冲，十里至黄茅（各三名），十里至石盘（四名），十里至弥勒（三名），十里至桂阳州界；北路三铺：总铺起十里至玉水（五名），十里至蓝田，十里至柏坊（各四名），十里至清泉县界。”从中可见由明洪武至清同治数百年间，大堡都无作为铺递的记录。“大铺”可见并非铺递，也许就只是个大铺面较多的集市而已。

　　“浦”，则指的是水边或河流入海处。譬如长江边的南京浦口、长江与黄浦江边的上海浦东、台湾海峡边的福建霞浦等地，都因此而得名。《同治常宁志》中，无论是地图还是文字记载，都称今日大堡为“大浦”，估计就源于此，这亦可算是对在水之湄的大堡最有说服力的命名缘由。

　　地名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并记录着时代的印迹。湘江南岸的大堡，无论是称“大铺”还是“大浦”，都一直被本土和外来游子们广为传颂。清雍正时邑文学、孪生兄弟王国典与王国甲就在大堡留有诸多的绮丽诗篇，王国典曾惊艳于大堡的玉荷山，称“风清涧曲花三径，雨打溪声钓一湾。”王国甲则在《湘浦歌》中称：“湘浦鸿雁秋，鸿雁不须愁……北流入大江，吾得及时游。”如今大堡麻洲岛上，仍保留有新宁故县遗址。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当时新宁县（今常宁市前身）县治即设在麻洲岛上，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新宁为常宁之后，县治才离开麻洲迁到今日宜、潭二水交汇处的城区，千年古县的往昔，也是沧海桑田——倒是在水之湄的大堡，真还值得人们去及时游玩和凭吊访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