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山与船山先生的一场灵魂对话

　　作为衡阳人，王船山不仅是湖湘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者。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船山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魏源、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等皆深受船山思想的熏陶。阿山之所以选择王夫子作为写作对象，不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喝着同样的水，接受同样的文化，更来自于他能从人物身上获得与自己心灵沟通的地方，甚至可以借助人物表明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阿山的传记小说《王船山》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文学性的个人想象，使得王船山等一群人物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例如第一章的《黄鹤楼上赋诗》，年轻的新科举人们意气风发，登楼四望，把酒言欢，为了不负良辰美景，决定赋诗以言志，以一炷香为限，香燃则诗止。这时“有的人开始摇头晃脑地拉着长音吟哦，有人在纸上急急地写了又删，删了又写”，而独独有船山，却是“一手端着酒杯，凭栏远眺，似乎在欣赏着远景，把写诗的事忘记了”。在众人的对比之下，青年船山那种随意洒脱、淡泊名次的风流才子形象跃然于纸上，也为他今后绝人尘迹的性格与行为打下了伏笔。除此之外，作者对于其他人物尤其是女性，添加了符合现代人思维的合理想象。例如，在船山听到明亡的消息之后，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文字描写他的痛苦与绝望，“眼前一片昏黑，所有通向远方的路瞬间消失了，他不知身处何处，昏昏沉沉地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好像地变成了天、天变成了地……”他不吃不喝，却要写诗来泄悲恨，写完“拖着长音声读了起来，读得声泪俱下，最后竟哽咽无声。”而妻子陶氏，却以其独特的想法启发饱读诗书的船山，她以自己心爱的花瓶为例向丈夫发问，“既然一个花瓶碎了，再伤心也不会成为原来的花瓶了，那么一个朝廷碎了，你再伤心它还会成为原来的朝廷吗？”从而引出“国家的衰亡，其实也有皇上的一份责任”的论判。这对于一个一个深居家中操持家务的古代妇人而言，的确是语出惊人的。作者把这样的言辞放在陶氏身上，却没有引来不适之感，因为它契合于当代读者的文化生存环境。

　　正如中国历史小说所追求的那样，阿山对于王船山磊落行为和耿直品格的热爱恰恰反映了他自身的人生信念。为了完成这本小说，阿山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阅读船山先生的著作，他在后记里写道：“近千万字的著作像一座山，攀越它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且船山的文章和诗词都古奥难懂，比读先秦的古籍还难。”尽管如此，阿山对于那些重要的著作，“比如《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庄子解》等书，我不但精读了，还做了读书笔记。”不仅如此，他“又找研究船山的专家的学术著作来读，还找明清的历史著作和地方志来读。”与此同时，他“游历了船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湘西草堂、南岳方广寺、肇庆、桂林等地，还走访了一些研究船山的专家学者……”如果说船山隐居之后用生命来研究学术的话，阿山放弃了安享悠闲的休息时光，而沉溺于船山先生的文字之中，把湖湘文化的精粹得以发扬与传承。《王船山》采用的是顺叙的叙事方式，文字朴实严谨，其人其事都有史实依据，与市场化的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有着极大区别。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与写作过程都带着朝圣一般的虔诚，对船山先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崇高的敬意，同时在他的朴素干净的文字中，我们通过船山的故事看到了一个同样刻苦耿直的阿山，这就是研究对象给研究者带来的人格上的影响与提升。

　　当然，作者比较传统的文学写作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年轻人对于这本小说的关注度。因为文字表达过于严肃，历史观念也略显滞后，难于引发年轻人的价值共鸣。作者在梦境的描写上的想象力发挥得不够充分，例如，王船山几次梦到狼，在赶考之前梦见的和在写《读通鉴论》时梦见的，应该是不同意义的狼。第一次狼象征是皇权的破坏者，它的出现使明朝灭亡，同时也断送了船山的科举进士梦；第二次狼是统治者的象征，更是命运的象征。因此，狼这个形象是整本现实主义小说中，可以发挥非现实想象力甚至带有魔幻色彩的切入点，而作者对于狼的描写力度是不够的，也没有把它作为意象性的存在而得以提升，有些可惜。   （作者系广州大学文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