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公制礼作乐，《诗》与音乐就紧密相连，作为周代乐舞表演的主要构成存在。无论采《诗》以观风俗，还是《雅》《颂》的祭祀宴飨、颂恭先王，都充满了音乐性的吟唱。而这种《诗》与乐的结合，不单单出于审美的需要，更把礼、乐与文采凝汇而成“《诗》教”，用于贵族子弟礼教的启蒙。

　　孔子是将琴、瑟从《诗》乐的多种配器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人，将《诗》全部配以弦歌。孔子立私学，实现了《诗》乐“移风易俗”的普及教化。礼乐是他一生实践的理想。他陶醉于“洋洋乎盈耳”的《诗》乐，齐鲁会盟以雅乐作为外交手段，陈蔡绝粮七日仍“弦歌不衰”（《孔子家语·在厄》）。孔门弟子更是礼乐的践行者，“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孔子曾到弟子言偃做长官的武城去，看见言偃倡导弦歌乐教（《论语·阳货》）；子夏、闵子骞三年丧毕援琴而弦，孔子称赞二人能以音乐约束并规范自己的礼仪（《毛诗》“素冠传”）。

　　虽然历史的尘烟消散了《诗》乐，弦歌《诗》三百大都早已失传，但是孔子极力推广的“《诗》乐之教”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作为一种礼乐符号而延续。

　　曹魏时，杜夔依古声创定“鹿、邹、伐、文”四首《诗》乐，而弦歌《诗经》的复兴则要到唐代。弦歌《诗》教因科举鹿鸣宴制得以完美承袭。鹿鸣宴在唐至清代的科举和教育文化体系中延续了一千多年。弦歌《鹿鸣》及乡饮酒礼中的《诗经》吟唱，因契合了统治者以明经科考吸纳人才和以歌《诗》的浸润教化之用，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唐宋弦歌《诗经》的音乐，因为当时有减字、工尺、律吕等多种记谱方式，得以流传。南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载赵彦肃传《风雅十二诗谱》，熊朋来《瑟谱》重编此旧谱，记录了唐代乡饮酒礼歌《诗》的乐谱。熊朋来又制歌《诗》新谱，以瑟伴奏，言“古者歌诗必以瑟……歌诗不传由瑟，学废也”，言虽有偏废，但在宋代女乐如此发达之际有弘扬《诗》乐之识可谓不易。

　　弦歌《诗经》陶冶了文人君子，超越了单纯的、具有美学意义的、配乐吟唱的文学作品的高度。弦歌《诗》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甚至惠及域外地区。唐宋以来泛亚文化圈往来频繁，弦歌《诗经》作为中国礼乐文化符号就远播东亚、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并对其礼乐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朝鲜半岛古代宫廷雅乐、乡器俗乐有汉礼器乐之影；唐乐的输入、“明清乐”如《魏氏乐谱》的传入对以雅乐寮为代表的日本宫廷礼乐建设颇有影响；越南古代宴飨大乐和内宴小乐在内的宫廷音乐系统建立，也受到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影响。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