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之美”贯穿中华文化历史长河

　　■文/本报记者  许 珂　　 图/本报记者  王 翟

　　汉代的“天圆地方”宇宙思想，表现的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信仰的和谐之美；北魏的云冈石窟，表现的是对宗教信仰的和谐之美；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由此可见，和谐之美的表达始终贯穿于中国文化的整个历史长河，它如同一件瑰宝依然感染着世人，让每一位中国人激动不已。

　　天圆地方是“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并统一了文字。但强大的秦国只有15年，在文化上还没来得及统一。而汉代使得春秋以来分裂的地方文化逐步统一成为大帝国的汉文化，并且开始有计划地从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系统。

　　汉代宇宙论体系的形成在美学体系上即体现为“天圆地方”。这种“天圆地方”当然不仅仅只是艺术造型上的概念，同时也是哲学概念。

　　“天圆地方”的宇宙思想其实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如，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玉琮从外观看就是外方内圆形，这些证明着“天圆地方”的思想；又比如，汉代的伏羲和女娲的画像，都是腰身以上是人形，腰身以下是蛇身。几乎都是伏羲举矩，女娲举规。规画圆形，矩画方形，规与矩的结合，也就是天圆地方；还有汉代的铜镜。汉代之前铜镜的造型特点，以圆形和曲线为主，很少见到直线和方形。到了汉代的规矩铜镜，就有了方形的设计，这个方形开始有了很强的象征意义。圆形不可能稳定，只有方形才是稳定的，所以中间是方，也就是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圆地方。

　　而汉代“天圆地方”的美学信仰更多的是表现在建筑方面。比如，北京的天坛祈年殿，是古代明堂式建筑仅存的一例，天圆地方；北京国子监辟雍大殿，天圆地方，外面是圆，里面是方；北方的“四合院”，南方建筑之中的月亮门、水池等等，都是天圆地方的体现。

　　同时，汉代的美学，在内讲究的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伦理秩序；对外是大帝国活泼的、飞扬的、开拓的精神。这两种对比，也正是天圆地方的美学信仰的表现。

　　王维的《江干雪霁图卷》，笔墨宛丽，气韵高清。色彩用得很少，完全用水墨做画，线条也用得很少，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虚实相生，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由此产生一种节奏之美。这样的绘画如同老庄思想，也如禅宗思想，追求与自然相融合之美。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国文化之美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和谐感的表达，这是中国文化美学非常重要的基础。

　　云冈石窟是中华美学的丰碑

　　北魏的统治者定都平城后，面临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的选择：改不改革？第一种选择，不改革，保持现状。这时的欧洲就是这样的。公元476年，西罗马被北方蛮族灭亡后，进入了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第二种选择，改革，学习汉文化，共同走向文明。

　　鲜卑的智者们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北魏给中国文化输入的更重要的是那股豪气，虽说有点剽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粝，却是那么开阔、那么自由、那么放松。中华文化也由此如同骑上了草原骏马，驰骋飞奔，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这条路上，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平城，现在的山西大同。北魏在平城定都97年，494年迁往洛阳。云冈石窟是北魏政权最早建造的大型皇家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个，总计造像51000多尊，集宗教文化、雕塑、绘画、建筑艺术于一体。

　　最早的云冈石窟大概是在公元453年到460年开始，由北魏沙门统昙曜组织建造。沙门统是个官名，就是北魏的最高佛教领袖。昙曜原是西域高僧，北魏灭了北凉后，昙曜来到平城。文成帝继位不久，昙曜担任沙门统，开始修建云冈石窟。

　　昙曜建造的五窟是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五窟中的大佛就是北魏的五位开国皇帝。其中，第20窟的大佛象征着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硅，显示出北方帝王的雄伟和威严。这尊佛像高13.7米，是云冈石窟名气最大的露天大佛，现在成了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表。第20窟的大佛像背光保存完好，外层是火焰纹，中间有很多的小佛像，叫做化佛。化佛是把前面这个形象化成很多小的形式，是前面的佛演化出来的生命形态，也就是解脱了。

　　从第1窟到13窟，除第4窟以外，基本上是北魏中期作品。这一时期是孝文帝时期，是北魏的鼎盛时期，也是云冈石窟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造像逐步走向中国化、世俗化的演变过程。

　　建造云冈石窟的工匠们并不是艺术家，大多是俘虏和死囚犯。最高峰时期达到四五万人同时在这个工地上。这工匠们在雕刻这些佛像时，常常会把对家人的思念，对父母妻儿的思念，雕刻进入这些佛像之中，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化为了这含着微笑的佛像。

　　云冈石窟依山而建，这里的佛像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天佛合一”了。即使是宗教艺术、中国的艺术的出发点，却依然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人佛合一”，依然是和谐感的表达。　　　　　　   

　　《清明上河图》展现了社会的繁荣

　　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了最伟大和辉煌时期，而到了宋代，达到了顶峰。

　　说到宋代文化，大家马上会想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想到苏东坡、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朱熹、周敦颐等等。但是，宋代的文明生态，更是体现着一个繁荣、富庶、高雅、精致、开明的时代，而可以反映这一文明生态的图画就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长5.28米，宽只有25厘米，比A4纸的宽度还要窄5厘米。在这么窄的图面上，却有这么多的人物出场，而且每个人的神态表情都不一样。

　　《清明上河图》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自其问世以来，九百多年里，五次进宫，四次出宫，辗转多人收藏，不少文人在画作后面题跋。第一个在《清明上河图》上题跋的是金人张著，题跋时间距离北宋灭亡60年。张著题跋：“翰林张择端，山东人，幼好读书，曾游学京师，后擅长界画”等，一共85个字。这让我们知道了《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所画。

　　同时，《清明上河图》也表现出了宋代社会的发达和繁荣。船上的平衡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平衡舵和指南针后来传到欧洲，三百多年后，才开始了大航海时代；汴河堪称东京城的经济命脉，画中整个汴河的繁忙显示出当时北宋贸易的繁荣。再看看城门，有一支西域的骆驼队，这说明除了南方来的水路，陆路对西域的贸易也非常繁荣；城墙上无兵把守，这可以说明宋代的开放和繁荣；还有画中最大的酒店孙羊正店，与现在五星级酒店相比，也毫不逊色。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这样的正店在开封有72家。更值得注意的是，门前的灯箱，说明晚上也要营业，这进一步证明了宋代的辉煌在当时的世界上遥遥领先。

　　明代李东阳在题跋中根据宋徽宗题名《清明上河图》以及加盖双龙小印这件事，考证认为“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宋徽宗在位25年，6个年号，而政和年是从1111年开始。所以，《清明上河图》应该就是在1110年之前完成的。这个时间距离达芬奇出生的1452年早了340多年。从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东方艺术比西方艺术成熟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