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昂
“粉笔生涯六十年，童心未泯雪盈颠。”这是我在第38个教师节前夕所写《自题小照》中的两句。我这辈子先后待了几个单位，但都离不开一个“教”字。虽当过中学校长，当过教育科研机构负责人，也当过教育行政干部，但说到底，我是个“教书匠”，平生不曾离开三尺讲台，直到现在。
1962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衡阳县文教科，担任中学语文教研员兼函校专师。是年9月，我去金兰学区给老师们面授课文。金兰镇离县城西渡70来里，虽有一条衡邵公路，但没有始发客车，从衡阳城里开来的过路车又买不到票，我便开动“11”号——步行前往。脚上穿一双笋壳草鞋，头上搭一条湿毛巾。走着走着，毛巾上水分蒸发干了，就在路边水田里浸湿、拧干，又搭在头上。
本来，面授可在区里乃至县里举行，但为了节省老师们的时间和开支，我尽可能送课到片到校，同时也听老师们的课，了解各校的教学情况。每年我都要徒步跑遍全县11个联合学区、84个学区的四五百所学校，有的去过两次甚至多次，总行程不下万里。
这样虽然辛苦，但老师们强烈的求知欲使我十分欣慰。来听课的不只语文教师，还有各科、乃至全体教师，甚至有当地的基层干部、商店职员。面授那天仿佛成了当地的节日。教室里坐不下，大家就站在窗外听。初出茅庐的我，一种“教师的教师”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其间有许多动人的故事，限于篇幅，这里仅说一件：1963年国庆节，长乐学区两位男女青年教师借来一辆吉普车，接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他俩恋爱中遭到男方父母的阻挠，面临分手的危险，刚好我去那儿讲授《孔雀东南飞》，两人深受感动，决心冲破阻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一来，我便成了他们的“月老”……
1966年秋，我调到衡阳县六中（今衡阳市新民中学前身），任教高中语文；后任教研组长兼文学社指导老师，仍教两班语文；即便以后当了校长，我还教一个班的课，并为请假的老师代课。我总觉得，脱离讲台便不自在，不踏实，而一进课堂便如鱼得水。1979年至1982年，我和组内同仁一道，赢得原衡阳地区高考语文成绩三连冠。1983年，在衡阳地区教育局组织的“创最佳课”活动中，我执教的《阿Q正传》评为全地区三堂最佳课之一。
教学之余，我还从事笔耕，先后在《湖南教育》《人民教育》《教师报》等刊发表2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及经验文章。其中《语文课“教学生能自读书”的探索》一文荣获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颁发的金奖。同时，我写的“下水作文”，有近20篇以散文、杂文等体裁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1984年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创作的反映中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这里升起》。同年，《湖南教育》杂志以“两栖人李昂”为题，对我在教学与写作两方面的成绩作了长篇报道。
其时，某出版社和某教育类报刊社都想调我去工作，我婉言谢绝了。我始终只乐于当一个业余作者，讲台才是我的终极归宿。感谢讲台，它使我练就了过硬的“招数”。比如教古文，我不用带教材，一支粉笔一张嘴，熟练的“背功”磁石般吸引着学生；再如，我从不照搬现成的教参资料，而着意融入自己的体验，以师之体验促生之感悟。每当看到同学们那水葡萄般心领神会的眼神，我就觉得无比满足。尽管20余年吃的食堂饭，不是几坨油豆腐，便是几只烧辣椒，但我都不觉得苦。
直到1991年，我年逾五十，才结束与老伴两地分居的日子，调入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今市教科院前身）。两年后，又调入衡阳市教育局。1992年，衡阳市人民政府授予我“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1994年，我领衔创建的《中学语文听说读写四能一体训练》教改项目荣获湖南省教育厅颁发的金奖。次年4月，全国中语会组织25个省市的语文教师代表来雁城观摩、取经。
无论是当教科所长，还是教育局副局长，我总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泡”在学校，听课、评课或上课。这里也说一个故事，2019年教师节，《衡阳晚报》文艺副刊刊登了一篇《恩师李昂》的文章，作者署名“曾高飞”。他不是我的授课弟子，而是20多年前我任市教科所长时祁东县七中的学生。那年我组织全市高中毕业会考阅卷，发现一篇《跬步与千里》的满分作文，考生正是曾高飞。阅卷结束后，我便赶赴考生所在学校，在高三学生会上，先让考生谈写作体会，接着我作详细讲评。随后又把此文及其讲评印发各校供同学们参考。据高飞以后的来信中说，那次讲评对他鼓舞很大，从此他走上课余写作之路。后来，他先后到人民日报社、法制日报社工作，迄今已出版《生如夏花》《小镇青年》等十来部小说、散文作品，成为全国知名的中年作家。
退休后，我没有闲着，仍应邀到全市，包括县、区的学校，举行校园文学、中华诗词、高考作文等项义务讲座。作为全市首位语文学科带头人，我应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多尽绵薄之力，尤其是在语文学科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的今天。退休以来，我义务讲学300余场，听课达50余万人次。
古人云：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不揣冒昧，我的弟子中也有许多贤人，而门生之数则远超三千。我感到无限荣幸。如果有来生，我仍愿栖居三尺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