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了生命和种族的延续孕育了音乐

　　早在文字发明之前，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人类在从事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孕育了音乐。

　　上古时期（远古—公元前221年），人们经常用音乐、诗歌、舞蹈为一体的“乐舞”来表示对自然、祖先以及图腾的崇拜，比较出名的有黄帝的《云门》、唐尧的《咸池》、舜帝的《萧韶》等。商代盛行求神问卜，并必伴乐舞，由此产生了专司乐舞的“巫”及“觋”。他们能歌善舞，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专业音乐舞蹈家，并促进了乐舞艺术的提高发展。

　　“《周礼注疏》中，提出了‘黄钟大吕’。黄钟是六种阳律的第一律，大吕是六种阴律的第一律，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张音悦表示，秦朝统一了《诗经》、《楚辞》、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汉族民歌和部分原始社会歌谣。其中，《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

　　到了中古时期（公元前255—公元589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其任务主要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相和歌、鼓吹乐是汉乐府最主要的音乐体裁，相和歌的原始形式是民间徒歌，以及由“一人唱三人和”（《宋书·乐志》）的但歌，它们经乐府整理，加上管弦乐器伴奏，就成了“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相和大曲是相和歌较为发展的形式，它的结构主要包括“艳——曲和解——趋（乱）”三部分。

　　清商乐则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实为乐府变体。公元4世纪，西晋灭亡，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北方音乐文化也随之流入江南，并把汉、魏以来的相和歌、相和大曲与江南民间音乐相结合，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与形式——“清商乐”。

　　隋唐时代，一些民歌中较好的曲调，经过文人精选加工，并用新词重新配曲的音乐，叫作“曲子”。曲子的结构形式有多样，一般以单遍的只曲为主，也有用两个单遍合成的双遍，称之为“双阕”等。在曲式上，曲子词大部分为“长短句”。

　　近古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840年），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800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水调歌头》《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慕遮》等。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

　　元代流行的散曲直接继承宋词音乐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其他民间曲艺形式。它多根据宋元杂剧曲牌填配新词，但不同于表现曲折故事的杂剧，而是以清唱形式抒发个人情怀，通过对某种情景的描述表达作者的内心感触。

　　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分。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近代（公元1840年—公元1919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歌唱文化——学堂乐歌，它是一种选曲填词的歌曲，起初多是归国的留学生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也有用民间小曲或新创曲调的。学堂乐歌的倡导、推广者以沈心工、李叔同等启蒙音乐教育家为代表，代表作有《送别》等。

　　现代（公元1919年—194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兴办各种新文化事业，建立各种“新式文艺学术社团”以及出版发行各种报刊和出版物的风气。这种新的社会风气对“新音乐”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使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声乐、器乐、歌舞剧、流行音乐等实现了繁荣发展。

　　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礼乐兴邦再至六艺修身，从上古的先秦乐舞、唐宋的曲调词牌，再到现代民族音乐的蓬勃发展，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民族音乐那绰约的风姿都有浓墨重彩的展示。

　　“‘礼乐’是周天子分封天下，诸侯国林立，为维护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统治，武王之弟—周公旦制礼作乐。”张音悦告诉大家，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

　　随着历史发展，音乐作为一种政治等级工具的作用逐步减弱，但作为学识、才能、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加深入人心，被全社会所认同和接受。儒家强调个人修养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即音乐、诗歌、舞蹈等。

　　自古以来，乐是儒家学说中个人修养所必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音乐趋于更加自由，文以载道、歌以咏怀、乐以明心，音乐不仅陶冶心性，更成为人们抒发情感和志向的重要形式。

　　“回顾民族音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其巨大和深远是不言而喻的。”张音悦表示，首先，在古代没有哪个国家会把“乐”提至“礼乐治国”这样的社会政治高度，也少有国家将其作为培养和衡量个人素质、修养的基本原则；其次，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史中，音乐滋养了无数的名士先贤，留下了难以尽数的传世精品。仅以唐宋时期为例，其时的文人大多精通音律，并创造了浩如烟海的唐诗宋词。这种全社会参与的音乐创作盛况，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少见的。

　　可以说，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还记得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26支骨笛吗？其已有8000—90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可演奏的乐器，现在仍能吹出4声、5声、6声和7声音阶。”一开场，张音悦就介绍了中国民族器乐。她告诉大家，“八音”称谓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即已形成，“八音” 其实就是我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制造乐器的材料。而《周礼·春宫》里面称的“五声”，指的就是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即1 2 3 5 6），是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

　　张音悦介绍说，发音工具的长期使用，使人们逐渐掌握了发音的手段，审美听觉也得到了开发。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音乐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的内容和作用也随之扩大，美的因素逐渐增长，音乐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

　　张音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