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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5月25日 星期六 出版 返回首页 | 版面概览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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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与外圣内王
  特别鸣谢:张卫为此版提供人像漫画

  今天我们谋求的政治改革,不仅要立足于宪法去构建新型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且要立足于道德和信念去造就我们这个时代能以天下为任的政治精英。那么,首先要改革的是我们传统的政治哲学

  龙兮  

  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一种最高道德和政治境界。所谓内圣就是通过道德修养的方式,将个体内在的原始人性转化为一种完美的道德人格。所谓外王则是一种政治人格,指在内在的道德人格的基础上,把圣人的王道理想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体现出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内圣外王实际上是指通过内心修养成为圣人,再将其转化为兼济天下的政治。内圣和外王二者交互作用,由内而外,以外见内,形成儒学内外兼修福慧双至的理想人格。

  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会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在内圣方面,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以治人为终点。在儒家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治人必先修己,修己自然就能治人,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和君子,才能达到内圣。反过来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

  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他们要求政治家首先必须出自道德家,而统治者只有先致力于圣人之道,成为仁人,才可能成为天下爱戴的政治家。

  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其强调的是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的自身修行,并不对外部社会制度有所诉求,即要求完善自己的精神层次,但不要求外部制度对个体的保障。与西方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制度相比,内圣外王是通过内修的济世功用,以实现个人理想和达济社会,进而达到王道社会这一中国传统政治理想。

  不过理想与现实总是对立的,内圣外王之说,也不能超越这样的宿命。在中国历史上合内圣与外王于一体的圣王从来没有出现过,要么做内圣如孔子,虽然修养极高,却无从得势,只能奔走各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要么外王如历朝君王,权倾天下,令行禁止,却一个个视圣人必修之仁义道德如刍狗土龙。他们常常是内圣不外王,外王不内圣。因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真正能做到的,仅仅是一门道德修养之学。因为道德和政治毕竟是有区别的,道德上的圣人不一定就能成为政治上的王者。

  其实,道德是不能代替政治的,马克斯·韦伯在谈到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时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可见道德与政治各有其不同的目的、功能、手段和界域,内圣外王主张企图把二者熔为一炉,只能于二者都有损害,那就是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所以,儒学自创派起,未有成王者,孔老夫子也只仅得“素王”的荣誉称号。

  在中国还有一种被称之为外圣内王的实用政治,它是修正和参杂的儒家学说。翻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就可以看到,中国的主流政治,行的全是外圣内王。即以儒家立国,以法家治国,并佐之以黄老之学。帝王明习孔孟经典,暗则沐手恭读韩非子帝王之术。如《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记载:皇太子(汉元帝)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汉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宣帝授子之秘,用的就是外圣内王之说。

  其实,外圣内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满嘴吧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外圣内王者披着圣人的外衣,干着强盗的勾当。圣人的道德操守,是他们惑众的旗帜,也是他们愚众的伎俩。强盗的狼子野心,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所以在中国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说法。而这种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完全不一致的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扭曲和道德崩溃。受此文化的影响,大凡受过传统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普遍心理,那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心口不一的畸形心理。因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本是天经地义的,由忧国忧民产生的社会责任也是情理之中的,由社会责任而产生的社会良知并自觉地担当社会是光明磊落的。但是我们却担心招来“杞人忧天”或者想出风头的非议,结果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却变成了只能向知己透露的个人隐私。这种扭曲的人格和矛盾的心理,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终日徘徊在善恶之间,其内心灵魂的内疚与俗世深重的罪孽不断冲突,令他们饱受折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受此俗囿,其道德缺少良知而变成讹人者的说教,其政治充斥奸宄而变成驭人者的权谋。外圣内王的政治思想,外柔内刚的做人原则和外圆内方的处世立场只能培养陋儒和市侩,而不可能为时代和社会造就真正的精英。正因为外圣内王的虚伪和矛盾,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政治因此也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黑店。

  今天我们谋求的政治改革,不仅要立足于宪法去构建新型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且要立足于道德和信念去造就我们这个时代能以天下为任的政治精英。那么,首先要改革的是我们传统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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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久宴溺而疾生之
内圣外王与外圣内王
也谈“最缺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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