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

　　李升平与洛夫两位先生都是衡阳人的骄傲。前者是中国乡土杂文开宗立派者，后者则是世界华文诗坛泰斗。可能许多人也如我当初一样，未能将这不搭界的两人联系起来，更不可能想到他俩曾是同窗好友，并且有着一段隔绝了六十多年的隐秘往事。如果不是我为他俩从中牵线搭桥，断然不会有这段“相见恨晚有缘不迟”的湖湘文坛掌故。

　　当年，我与李老同住环城北路新闻大厦，而且是上下楼，难得一天不碰面。平时有事，都是我上他家去。2012年1月22日，他突然跑到我的家里，尚未来得及喝一口茶，便开言道：“我看到你最近出版的《江山多少人杰》这本书，写《洛夫的乡情》那篇非常传神生动，看来你与洛夫的交情不一般啊！”我说：“还行吧。主要是他对我这个同乡晚辈厚爱有加，就像你郎家（您老人家）对我一样。”他问：“你知不知道他与我是同学？”我一愣，想了想，反问道：“你郎家不是1931年8月出生的吗？洛夫先生是1928年端午节后出生的，他比你大3岁多，你们怎么可能是同学呢？”他笑了：“这一点都不奇怪，旧社会读书不像现在，别说大两三岁，大六七岁甚至十来岁的同学都有。记得洛夫对我说过，他是从南岳岳云中学转学过来的，我们俩是成章中学高中部二年级同学。”

　　李老说的这些我倒是有记忆，因为洛夫先生曾经与我说过，他于1943年进入私立成章中学（今衡阳市八中）初中部98班，同年10月以笔名“野叟”在衡阳《力报》副刊发表散文处女作《秋日的庭院》。1945年秋至翌年春夏入读衡阳县立中学（今衡阳市二中），1946年秋转入岳云中学，先后入读初83班、高50班。1947年在南岳开始新诗创作，以《秋风》一诗展露才情。1948年转入成章中学高19班，1949年上半年毕业。

　　李老缓缓地回忆道：“1949年1月，我在省立二中（茶陵）加入地下团组织。那年春季开学后，湘南地下党组织安排我转入衡阳城区南郊黄茶岭的成章中学，以读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老师安排我与莫洛夫同坐，他的年纪比我大些，个子也比我高些，性格很活跃，待人很热情。有时我们互相看对方的作文，感到他的文章写得好，确实让人佩服。他是我们学校的明星学生，不但组织同学们自编自演进步节目，而且经常在报纸副刊发表新诗。他姓莫，家在城区中正路痘姆殿巷（今石鼓区和平北路南段西侧），父母开了一爿客栈。我后来落难时寄居的地方，就是他家客栈改造而成的医院宿舍。他本名莫运端，洛夫这个名字是另一个同学萧牧的爷爷萧企云起的。萧企云是民国时期衡阳县立图书馆馆长，见莫运端喜欢苏联文学，就开玩笑叫他仿照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取名。莫运端听信了他的话，后来改叫洛夫了。”

　　我说道：“洛夫先生与我讲过，他那时的确是一个进步青年，心里总是燃烧着一团火。”

　　李继续谈道：“当时上级安排我有发展组织的任务，我就把发展洛夫加入地下团的想法，向上级李太平（也是李升平的哥哥）做了汇报。他是湘南地下党衡阳城南区委宣传委员，负责与我单线联系。听了汇报后，他要我先试探莫洛夫本人的态度。有一天，我向莫洛夫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并希望他加入我们组织。他当时是怎样回答表态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拒绝。我向李太平汇报后，他要我约洛夫与他见面。按照当时发展组织的手续，我推荐对象后，必须由他亲自面谈，然后亲自发展（主持宣誓等），我只是作为入团介绍人。我向洛夫转达后，便等待他约定与我上级见面的时间。”

　　我问：“结果怎么样？”

　　李回忆说：“当时形势非常紧张，而且混乱不堪，国民党前线兵败如山倒，后方人员和机构都在往广州、广西两个方向撤退。大概是6月份的时候，成章中学提前放假，老师学生纷纷散去，但洛夫、萧牧与几个同学仍然留住在校内宿舍，我也只好随他留校等待。他们年龄都比我大，虽然对我很友好，但也只是将我当作小弟弟一样看待。有一天，洛夫在校外操场对我说，他要和朋友们一道参军去广州，这两天可能就走。他这一明确表态，等于彻底打消了我的希望。后来，我向上级汇报时挨了批评，说是工作没有做好，但我当时确实尽力了。”

　　我问道：“1949年离别之后，你们再没有见过面？”

　　李说：“没有。你想想，他在台湾，我在衡阳，要见个面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想起一些事情：1988年8月台海开禁后，洛夫先生第一批返回大陆，在家乡衡阳探亲访友、祭奠父母，《衡阳日报》做了报道，《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赵丽宏和叶延滨的诗歌、散文。长沙著名作家、诗人孙健忠、于沙、弘征、胡遐之等跑到衡阳，主动拜会这位台湾《创世纪》诗刊总编辑，衡阳文化界为他举办3次不同规模的欢迎会。洛夫先生不但写下好几首关于故乡的诗歌，像《再别衡阳车站》《与衡阳宾馆的蟋蟀对话》《河畔墓园》等，并且留有“为何雁回衡阳？因为风的缘故”的名句。

　　李说：“这些我都注意到了。我还读到他发表在《衡阳日报·星期天》头版头条的文章，题目是《乡情比酒浓——一封来自台北的感谢信》。”

　　我问：“那你郎家为什么不去见他呢？

　　李说：“见他也得晓得他的行踪啊！我当时写了一封短信，托报道他的记者转交，结果说是洛夫回复得很含糊。”

　　临走时，李老拉着我的手，像嘱托一件大事似的，说：“我与洛夫的这段交往，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清楚，我的上级早就不在了。如果能得到洛夫本人的认可，就符合结案归档的要求，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几天后，李老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一个手提纸袋，里面是两本书和有关他个人的一些复印资料，还有一封短信，说：“聊助洛夫先生多角度了解故乡风情，以及我这个曾经的老同学——大陆一个老共产党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当前的所思所为。”

　　同年10月29日，洛夫先生第八次还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乡。他走访石鼓书院、衡南县城云集、相市燕子山、南岳衡山等地，我应其邀全程陪同。30日上午，与洛老夫妇在其自书“洛夫文学艺术馆”前留影，下午在相公堡老宅举办“故园心——影响世界的文学大师洛夫诗歌论坛”，我即兴发表演讲《燕子山飞出一只诗凤凰》，后来载于上海《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头条。

　　那天午饭过后，我与洛夫先生在耒水河边老码头散步，将李升平先生想见他一面的心愿告诉他，他一时没有想起这个名字。待我将前文所述简单地说过后，他一拍脑门，连连说道：“确有其事！确有其事！那时我差点成了地下团员。他现在还好吧？身体怎么样？”我又趁机问道：“之前是否有人向您说起过李升平这个人？”他想了想，摇了摇头。

　　事前我已将洛夫当日行踪告诉李老，他一直在家等候消息。下午5时，听说我们已经返回雁城宾馆，他马上从附近的家中赶过来。我上楼看到1518号房间门关上了，知道洛夫先生正在休息，便没有敲门打扰，与李老在宾馆大堂等候了一个小时。

　　当两双大手热情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终于吁了一口气。

　　李老见到洛老，虽然喜不自禁，却又似乎有一丝学弟的羞涩。洛老则热情地揽着他的肩头，嘘寒问暖，两人交谈得十分热烈。李老给洛老带去一份8张稿纸的《关于拟发展洛夫先生为地下团员的回忆》，洛老看过后说：“完全属实，当年情景如在眼前。”李老带去的两本书，洛老欣然收下，其他复印资料都没有要。

　　当晚，我在常胜中路丹茗居茶楼做东，大家把酒高歌，举座皆欢。餐毕，洛老为李老挥写条幅“相见恨晚有缘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