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流逝，常常有一些儿时的记忆在脑海里浮起。那漂荡不定的火花，那愈拨愈亮的灯芯，那总也无法擦成本色的玻璃罩子，在我的眼前站成一副四十余年前洋油灯的模样，恍如昨日。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灯的概念既不是当今大行其道的电灯，也不是时下偶尔一见的蜡烛，而且还不是洋油灯，居然是枞膏灯。

　　所谓枞膏灯，其实算不上是一种灯，只是点燃的一小块枞树木头。“枞树”是我老家对松树的叫法。它会流出一种半透明的金黄色液汁，极稠极黏，干后晶莹剔透，清香弥漫，这就是松香，我们叫它“枞膏”。枞膏不仅是拉二胡的人必备之物，还特别助燃。当然，能做枞膏灯的，并不是那些纯粹的枞膏，而是能够流出枞膏的木头。点燃一小块枞膏木，不用再加别的燃油，也能够一家子晚上吃饭、洗脚照明用。

　　那时，我们院里每年冬季都要砍伐一棵老枞树，它浑身结满了枞膏，锯断后分给各家各户。拿回家，爸爸妈妈先持斧子劈开，再用镰刀剖成手指粗细四五寸长短的木条，拿袋子装了储存起来。枞膏木油亮色黄，看起来晶莹剔透，闻起来清香弥漫。晚上要点灯，便拿出一条来，在一只破碗里斜靠着，将露出的那头点燃，一束火苗欢快地舞蹈，输送出一片昏暗的光亮。这样一盏枞膏灯，只能照半个时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累计起来，所耗也是巨大。所以，不到非用灯不可的时候，爸妈是万万不会点枞膏灯的。平日里，晚上没什么事要做，就乘着黄昏时分吃饭洗脚，早早地埋进被窝。或者与几个邻居坐在禾坪摇蒲扇摆龙门。或者就干脆围在屋里桌子边，摸黑聊天。

　　记得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用枞膏灯一般是三种情况：晚上吃饭；奶奶和妈妈夜间纺棉纱纳鞋底；来了客人。后来我上了学，每天晚上都要读一会书做一阵作业，妈妈又特许可以用一条枞膏木点灯。爸妈将它们当成宝贝一样看管，决不允许胡拿乱用。

　　有一次，我顶风“作案”，就吃了一番苦头。那是某年的除夕夜，半夜里家家户户都要燃放“开门响”鞭炮，我从家里偷了一条枞膏木点着，满院子去捡未炸响过的鞭炮。凌晨时，奶奶发现我不在床上，就告诉妈妈说“华仔不见了”。爸爸说“肯定是捡炮仗去了”。妈妈特精明，马上就说“肯定偷了枞膏木”。于是当即去找。其时，我正拿着枞膏灯，撅着屁股在地上翻扒散发着硝烟的纸屑，寻找鞭炮哩。突然，屁股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火辣辣地疼。正想开口骂，但扭头一看是妈妈，便作声不得。我知道自己所错何在，慌忙将枞膏灯吹灭递还妈妈，一溜烟跑回家，躲进被窝里浑身乱颤地哭。奶奶搂我在怀，不停地安慰。她说：“你就是偷家里的糖果苞谷吃，也不要偷枞膏木去耍呀。没有了枞膏，奶奶就不能纺棉纱，妈妈就不能纳鞋底，你就不能读书。好华仔别哭了，你爸妈和奶奶都心疼哩。”这时我分明感觉到，有一种湿湿的东西正掉落在我脸上，我知道那是奶奶的泪珠。每次我哭泣时，奶奶都要陪着我掉眼泪，只要奶奶一哭，我立即就停了下来，因为我也心疼奶奶。

　　枞膏灯大约伴随了我三年读书时光的每个夜晚，后来用上了洋油灯。据说那时候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煤油，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所以那时的煤油就叫洋油，煤油灯也就自然称做洋油灯了。洋油灯比枞膏灯要明亮、方便，但是需要花钱。那时在队上出一天工，爸爸挣一毛六，妈妈只能挣一毛钱，可是一斤洋油就要一毛一才能买得回家。更重要的是，即使有钱也不能想买就买，它与粮食、猪肉、布匹、白糖一样，都属于紧销限购物资，必须凭票购买。后来，我的大弟三弟又陆续上学读书，用灯的频率更高了，然而生产队上已不再分发枞膏木，除了点洋油灯别无他法。为了解决洋油不足的问题，妈妈只好拿家里分到的其它票证，四下里去跟人家兑换洋油票。那些年，就为了一盏能让我们兄弟读书的洋油灯可以每天晚上亮起来，亮得久一些，全家几乎没有买过一块新布料，兄弟们所穿都是爸妈的旧衣改做的衣裳。

　　现在，回忆起有关洋油灯的所有最经典的镜头，都是关于奶奶的。

　　那时，家里只有二间半屋。一间厨房，一间是木楼住房，还有一间呈7字勾形的屋子，是我家与二堂伯一家共有的，那个拐弯的地方砌了二人高的土墙，小的那一块就是我和奶奶住的一个半间屋子。奶奶每晚都要摇着一架小纺车纺棉纱，洋油灯就放在奶奶那个装满了针头线脑和鞋样的大木箱上面。昏暗的灯光从玻璃罩里溢出，照着纺纱的奶奶和读书或写作业的我。黝黑的屋子，两面墙上晃荡着奶奶和我还有那架纺车巨大的黑影。睡觉时，奶奶都要仄着身子去吹洋油灯。“呼——呼”，奶奶努着缺了牙的瘪嘴，使劲地吹，那看似虚弱至极的小灯火，在玻璃罩里晃呀晃，几次变成小豆粒就要熄灭，却又晃呀晃终于回复光明。每当这时，我就格格地笑。奶奶说，笑吧，总有一天你也要老得跟奶奶一样牙齿全掉光，让你的孙子去笑话你吧。说着，奶奶从床头摸出一把大蒲扇，使劲一扇，灯就熄灭了。

　　儿时的那盏枞膏灯、洋油灯，因为刻骨铭心，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但那如豆的光亮却始终长明在我的记忆里。它，仍是那般地闪烁，仍是那般的温馨，给了我一生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