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写过一篇通讯，讲的是一个追梦“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引起了一些关注。其中有主人公跪在我国数学家刘建亚房间门口，请求审阅其论文的细节。可是，文章发表后，当事人却矢口否认，说我诽谤他。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口无心。

　　几天前的一个早晨，在常宁市委大院，我又遇到了他。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且显得十分疲惫。我问他：“吃过早饭没有？”他说：“没有。”于是，我请他在食堂吃了一顿早餐，粉、面包、鸡蛋，都要了一些。看他的情形，肯定是已有一两天没有吃过饭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为了一个偏执的梦想，落魄至此，实在让人有些唏嘘。他问我：“你们单位的某领导还在吗？我等下去找你们。”他提到的某领导，曾经对他很同情，每回来找，都会从自己身上掏出五十、一百给他。我说：“早几年已到某乡镇当书记了，你不要来了。”

　　我跟他说：“你的论文已被证实是错误的了，《山东大学理学学报》也把你的文章在电子版上撤掉了。刘建亚还因为你的事情，受到了一些非议。你不要再去白白耗费自己的精力和金钱了，回家带孙子吧！”他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并没有像以前我看到一个北师大硕士写他的那篇文章中那样“很激动，眼泪哗哗地往下掉”。他当时表情有些失落，显得非常木讷，他接着说：“陈景润的那个论文也有很多错误，但也得到了全国的公认。”看来，他依然不能承认失败，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毕竟，30年的付出换来这样一个结果，谁都难以承受如此的打击。

　　此后两天，他又到过我的单位两次找我。一个为了自己梦想，把包括孩子和家庭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弃的人，谁又能劝得动他呢？我想。

　　这个人痴迷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而我要说的另一个人痴迷的则是诗歌。他痴迷诗歌已经到了什么事情都不顾的程度，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中始终不愿走出来。他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可能已成年了吧。他曾告诉我，早些年他女儿的学费都是他在广东打工的前妻在负责。他的女人对他早已死心，在很多年前就已与他离了婚。

　　过去很多年，这个人没有在他那几亩土地上种庄稼，却一直把自己关在心灵的田野中种诗歌。他每有新作，都会跑到县城来，找人看看。他听说我在诗歌上有点虚名，又加之在宣传部门工作，几年前来到我的办公室。起初，他写的是些藏头诗，也就是那种五字或七字一句的打油诗，既无个人感触，也无语言意味。我跟他说：“我是写新诗的，对旧体诗不太懂。但凭我的直觉，你的诗很平常，写下去没有什么希望，甚至你连基本的格律都不熟，不如老老实实去干点别的事情赚点钱，把女儿教育好。”他没有说话，自己搭车回家了。

　　有一次，在我办公室，我看到他寄稿用的是早些年那种快件的方式，一篇短短的诗歌稿子，打印和邮寄费就要耗费十多块。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说：“在这些报刊上发东西是很难的，你这样的文字水平，这样不计成本地去快递，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依然不听，依然乐此不疲。

　　出于同情，我在我编辑的县级报纸的副刊上发了他两首诗。这两首诗都是新诗，还有点意境，比他的旧体诗要好一些。后来他来得更勤快了。以前是半年来一次县城，此后，他差不多每个季度都要来一次。每次来，都要带些新作请我指导，但我每次都给他泼冷水。有一天，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已在兰江的一个鞋厂找了份事做，现在每月有两千块钱了。我真为他感到高兴。但不知为何，没做多久，他又回去了。不知是不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回到家中，他没有其它什么事干，责任田也流转出去了，更不晓得打牌。于是，他又开始鼓捣起自己的诗歌来。

　　他寄出的诗歌终于有了回音。有一天，他非常激动，拿着一本刊物来找我。我一看，是一本不发稿费的民间刊物，但他却如获至宝，脸上呈现的喜悦溢于言表。那次，他跟我提出想加入作协，不知符不符合条件。其实，这个事情，此前，他跟我说过多次，但我每回都跟他解释：入不入作协，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他依旧很执着。于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多年前的空白的县级作协会员证，帮他填上了名字，满足了他的要求。我想，再怎么打击，也必定是于事无补，倒不如成全，了却他一桩心事。

　　那年春节，我在乡下接到了写诗的这个人借别人的手机打来的电话。他跟我拜年，我祝他健康快乐。我劝他写点东西可以，但不要再往那些大刊物投稿了，把那有限的困难生活补贴白白浪费在邮资上，实在有点不划算。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知他现在可好。

　　曾经我一直认为，一个人长年累月地坚持做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如果他们还能在其中体验到那种痴迷带来的快乐，那就更加让人羡慕和敬佩了。但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想法：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何必要往死胡同里钻呢？当初，他们如果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及时放弃，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将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