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产美洲的红薯是随遇而安的农作物，生长不择土壤，既耐旱又耐贫瘠，还极其高产。明代农学家徐光启曾专门作《甘薯疏》大力推广之，称其有“收入多”“用地少，易于灌溉”“可当米谷”“可酿酒”“生熟皆可食”等“十三胜”。自明代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以来，红薯在中国到处生根发芽，被当作粮食、蔬菜及饲料，得到了广泛种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明、清两代中国人口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缘于红薯的引入。

　　老家连绵起伏的山丘到处都适宜种植红薯，不用人们特别打理，红薯也能生长得非常繁茂。就像野性十足的村娃一般，疯长的红薯藤绿油油的在地里四处攀爬，枝枝蔓蔓叠压了一层又一层。我幼时家中养猪，这些红薯藤就是喂猪的最佳饲料，几乎取之不竭似的割了又长长了又割，猪吃不过来的还被晒干了备用。晒干后的红薯藤黢黑干枯，记忆中，村子里偶尔有同样黢黑干枯的老人会用那已干枯的红薯叶充作旱烟，在生活并不富足的日子，他们乐呵呵地抽着红薯叶旱烟吞云吐雾的样子，至今仍在我的记忆里如同当年的烟头一般忽明忽暗，让人不胜唏嘘……

　　每年秋后，我都要与父亲去地里挖红薯。那时的天气已满是凉意，我蹲在地里将红薯身上的泥土、藤蔓擦拭干净，却又没法用满是泥巴的双手来擦拭自己冷得流下来的鼻涕。按照父亲的交代，我会将大个的红薯捡入箩筐，然后由父亲一担担地挑入屋后的立窖，小个的红薯则全部遗留在地里了。父亲说：“入冬了，留给鸟啊野兽啊什么的去吃吧。”这既缘于农人内心最原始的悲悯，也缘于高产的红薯确实又取得了丰收，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慷慨！

　　丰收的红薯成了乡间任由人们折腾的食物，似乎蒸煮烤炸都不能穷尽人们的智慧。人们会毫不吝惜地尝试、创造着各种烹饪方法，哪怕是将红薯煮熟后捣成薯泥然后再制成红薯片，也会有很多的花样。比方说，为丰富口感，人们会在薯泥中加上芝麻或者桔皮颗粒。印象中，做红薯片的日子都会是大晴天，这样能够迅速将红薯片晒干保存。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在晒谷坪上、屋顶上制作红薯片，每家都有专门用来做红薯片的托板，用棉纱布垫上后，主妇会将捣好的薯泥用菜刀或者其他工具刮到托板上整平，再小心翼翼地翻到干净稻草铺成的垫子上晒干，这就是味美的红薯片的最初模样。晒干后的红薯片经炒制或油炸之后，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儿时痴迷的几种零食之一……

　　人们还会将红薯碾成粉，然后过水滤洗后沉淀，得到大量白色的苕粉，用来勾芡、做成粉条或者煎鸡蛋，已经让外人想像不到它们竟然都源自红薯。只是搞笑的是，因为口口相传，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苕粉叫作“小粉”，待明白过来时已是近年的事情。

　　每次看到女儿蹦蹦跳跳地跟在年逾古稀的父亲身后去挖红薯，我就想到，也许今后她不管走到哪里，都一定会记得家乡红薯的甜蜜滋味吧？当然，也还有这段与当年的我同样单纯快乐的童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