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队部一般附设在小学，大队广播室就在教室隔壁。全大队的各种信息，有时还没广播，已经由我们迅速传播开来，传播最快的就是大队放电影的消息。
大队安排两个人，去隔壁大队接电影机，正要穿过操场。恰好遇上下课时间，我们一窝蜂围上去，逼得接机子的人迈不开步，无奈卸下担子。调皮的同学一边摸摸箱子，一边急切地询问：“几部片子？吗咯名字？”接机子的人故意卖关子：“反正是战斗片子，名字保密，晚上看就晓得哒。”如果碰巧正在上课，眼尖的发现接机子的人走来，带动全班同学一齐反脸朝教室外张望。老师敲击教鞭，厉声呵斥:“有什么好看的！”三四点钟放学，大队放电影的消息传遍各个屋场。
天擦黑，社员洗脚上岸，提前收工回家，换上干净衣服。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扛着高凳矮凳，朝大队部进发。年逾古稀的柏爹栋爹也是电影迷，拄着木杖夹在队伍里，屋场只剩下眼神不好的争爹，腿脚不便的张娭母也刘娭母也。学校操场南头戏台，两株苦楝树上扯起白色银幕。操场正中间，八仙桌上架设好放映机，百瓦灯泡通亮，老远都能看清一高一低两个胶片轮盘。黑压压的人群围坐八仙桌，操场人声鼎沸。
开演之前，放一套农业生产的幻灯片，再放一两个新闻公报之类的加演片。人们叽叽喳喳地等待正式片子开映，多手多脚的小孩举起手遮挡投射的电影光束，银幕映出皮影般的手型，惹来放映员和大人的呵斥。熟悉的音乐伴着片头厂标放送出来，进入电影情节，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换片或烧片间隙，人们缓过神，男人抽一兜烟，女人奶一下孩子，年轻人打个呼哨，操场短暂喧闹一阵子。情节跌宕起伏，故事引人入胜，操场爆出一阵阵掌声和慨叹。接连两个片子放完，月亮偏西，曲终人散。人们打着手电，燃起葵杆火把，呼儿叫娘，沿四向的小路散去。一路回味电影情节，议论正反角色。有时，几个人意犹未尽，摸黑坐在禾堂坪，推演故事的留白，续写人物后传。
那时，一个大队一两个月才轮上放一场电影。年轻人看电影劲头大，隔壁大队放同样的电影，也不厌其烦，赶去再看一遍。《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奇袭》看了又看，故事情节滚瓜烂熟，台词倒背如流。我们玩打仗游戏，不断重复这些战斗片子的台本。郊区和铁路上的电影比县区快一步，我们常常不辞辛苦，先睹为快。最远赶十几里路到头塘，看田园化改造庆贺电影。消息不准确，风风火火跑去，场面静悄悄的，不见银幕的影子，一肚子怨气摸回家。大人询问是不是停电了，一大早散场，看了什么片子，我们一脸苦笑：“哎，看不见的银幕，白跑腿！”自嘲的灵感，源于一部叫《看不见的战线》的反特电影。看不见银幕白跑腿的尴尬，重复了一回又一回，我们每次依然痴心不改，无怨无悔。
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引进的影片很快流转到乡村。朝鲜影片《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女主角的悲情，逗引姑娘堂客们哭得稀里哗啦。阿尔巴尼亚影片《第十八个铜像》，自始至终抬着个光头铜像。自此，人们对号入座，给队里不长头发的疤癞头取了个绰号“十八个”。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故事情节扣人心弦，插曲《游击队之歌》的头一句，“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在乡间持久流传，深沉坚毅的旋律，激起每个人的英雄豪情。
队里有个后生元夏，家里兄弟九个，经济条件差。他没有进过学堂门，看电影的瘾却很大，朱家堰火车站放电影，逢场必到，有时跟随放映队，连去两三个大队，看一样的片子，也不厌烦。他捞鱼摸虾，积赚一些零钱，跑到城里看场电影，吃碗光头（免码）米粉。在那时的农村，已是令人羡慕的潇洒和时尚。仗着一副好脚板，他经常去隔壁三塘公社、长湖公社赶场子，有时找不到伙伴同行，一个人打着电筒，独来独往，自得其乐。有次回来，有人问他看的什么电影，元夏笑嘻嘻地回答：“嘿嘿嘿，去迟了点，开演哒，冇看到头子。”头子，指的是电影开始，推出片名那一段序幕。几次总是如此这般说，人们终于发现一个秘密：原来，元夏不识字，又拉不下面子问别人，只好找个借口搪塞。后来，元夏到港务处下苦力当搬运工，单身一人，一直保持看电影的爱好。或许是电影的教化，铸就了善良与勇敢，元夏在湘江救过好几个落水者的命。元夏得重病，《衡阳日报》曾经报道过他救人的事迹，呼吁社会援手救助。几年后，这位衡阳好人，带着没有看够电影的遗憾，病重离世。
“文革”造就文化荒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题材黑白故事片，翻来覆去地放映，新片只有样板戏占据银幕。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鹃山》，啊啊咿咿京腔京韵，半天唱不完一句词，故事又没有战斗片精彩，小孩子们坚持不了多久，大都看一会儿就呼呼大睡。歌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跳来跳去，搞不清意思，无聊围着影场追追打打，盼着早点散场睡觉。后来，学校第一次组织我们走路进城，观看革命题材遮幅式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画面令人赏心悦目，潘冬子、胡汉山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阶级斗争题材彩色故事片《春苗》《红雨》《决裂》，情节远没有黑白旧片吸引人，只记得取笑知识分子讲解“马尾巴的功能”的画面。
粉碎“四人帮”，解开文化禁锢，一批遭禁的“毒草”影片复映。放映《刘三姐》，万人空巷，有人连看十多场还不解渴，经典唱段，风靡城乡，人人张口就来。传说有城里年轻男影迷，抓狂跑上舞台，拥吻银幕上的刘三姐。《打铜锣》《补锅》的乡音乡情，久久萦绕四邻八村，剧中人物蔡九哥、林十娘和兰英、李小聪，家喻户晓。队里开拖拉机，载一车人进城，赶到三建礼堂，看晚晚场《三打白骨精》。回程路黑，机头掉进环城南路横着开挖的沟里。大家下车，喊着号子，齐心协力把机头拖出来，到家已是鸡叫两遍。寒冬雨夜，大队放《追鱼》和另外两个热映片子，社员们戴斗笠、打雨伞，踩在泥水里一站四五个小时。雨线投映到银幕，烧片一般模糊的画面，丝毫没有干扰人们对人物情节的痴迷。人们探着泥泞退场，一路哈着热气，议论故事情节。
改革开放之初，百花齐放，衡阳城里，除了老牌的工人、东方红（雁峰）、红旗、进步、红色，又多了东风、潇湘、铁路文化宫、人民会堂、湘江、岳屏、翼星等几家电影院。假日，逼家里给一两块钱，结伴搭车进城，钻进电影院过瘾。散场，还沉浸在故事里，依依不舍走出昏黑的影场。阳光刺眼，恍然大悟，原来还是白天，跟乡下摸黑散场不一样。新拍的电影，风格耳目一新，令人如沐春风。记得连跑三个大队看《小花》，电声轻音乐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听得销魂失魄。进了高中，学校早中晚不停播放这首歌，百听不厌，如痴如醉。那时，平生第一次购买《大众电影》杂志，过年买上明星招贴画作年画，熟稔众多明星风采，剽学了几个电影术语。
后来，学业将我们硬生生逼出影场，电视取代电影，苦楝树上挂的银幕真的看不见了。网络时代，数码电影一点即来，只要文化意蕴充足，看不见银幕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