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队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标语都是队员书写制作。小学民办老师元久，写得一手好字，毛笔字、排笔字、粉笔字都拿手，是文宣队的主力。能者多劳，每每有重大活动，写标语的差事非他莫属。学校办公室大桌面，经常搁着一大碗墨汁，堆着一大摞红纸白纸。红纸标语张贴在墙壁、门柱、电杆上，迅速营造浓烈的运动氛围。大会的会标和标语，一般用白纸书写。运动源源不断，一茬标语泛白撕毁，新鲜的一茬又粘上去，笔墨难得干枯几日。

　　重大活动，需要刷写石灰水标语，留下“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定胜天”、“工业学大庆”之类的常用标语。最显眼的土砖墙上，一拨又一拨刷写，涂抹并不严实，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旧标语的痕迹。因地制宜，谷仓垛子刷上“备战、备荒、为人民”，猪栏矮墙写着“猪多、肥多、粮多”，会议室内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正堂屋门柱，用红漆黄漆写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对联式标语。供销社商店内，统一书写“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红色大字号标语。挑石块，刨草皮，所有水库大坝都嵌上大幅标语，两里路外清晰可辨。有时学校接到任务，放假一天，组织学生担箢箕背锄头，选择醒目的山坡，堆砌巨幅标语，用正确的思想占领山头阵地。

　　上级拟好标语口号，文宣队员集中书写，熬一盆子面粉浆糊，一个一个屋场张贴。社员们以红色政治标语为荣，主动要求在阶基木立柱贴红纸标语，似乎象征根红苗正、吉祥喜庆。可是，对于“要斗私批修！”、“打倒×××！”这类标语，又不乐意刷在自家墙上，回避影射和晦气。这类标语，大都落在公家猪栏、牛栏、仓库的土墙上。一户人家的猪栏，被刷上“打倒孔家店”的标语，十分打眼。文宣队员一走，女主人不好放声大骂，刮除又怕犯政治错误，嘀嘀咕咕老半天。后来，女主人灵机一动，靠着猪栏那堵矮墙，悄悄堆放一排高粱秸秆，不见了标语的痕迹。

　　记得有一次，学校老师挑着灰桶，到我们屋场写石灰墙壁标语。读过私塾的公办老师周老师，毛笔字写得好，领衔执笔。爬上楼梯，用中号毛刷，在正堂屋侧面土砖墙上，写好“把农业摆在头等地位”九个端正楷体大字。大人小孩围在禾堂坪，啧啧称赞老师的字像印版刻出来一样。我仔细观摩运笔，暗暗羡慕老师的书法功力。接着，换上更高的楼梯，在横堂屋垛子写“农业学大寨”更大的一幅。写到“农业学”三个字，突然接到通知，要求马上去学区开紧急会议。周老师下来洗好手，客气地将大号毛刷交给民办代课的陈老师，请他继续写。陈老师大概只有初中文化，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时，从衡阳冶金机械厂自动离职，回乡种萝卜、红薯。大队小学缺老师，派他顶岗代课，毛笔字、粉笔字都不怎么样。陈老师硬着头皮写完“大寨”两个字，笔画、结构一看就是没练过毛笔字的，跟周老师的字不在一个档次。社员当面客气恭维陈老师的字也写得好，背后说写得太丑。这幅联袂标语留在墙上十多年，任由人们恣意褒贬。直至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砖房拆建成红砖房，才摆脱品头评足的命运。

　　在我的心目中，在黑板上写字在墙上写标语的人，就是能吃国家粮的文化人。元久老师书教得好，字写得好，不久转公办吃国家粮，令人羡慕。那时，学校发大字本，却没开书法课。磨砚提笔，仿着元久老师的神态，胡乱书写，字十分难看，毫无书法的韵致。不得要领，越写越糟糕，自此断了书法的兴趣。偏偏好高骛远，向往上墙举笔的潇洒感觉。

　　一天，趁着爹娘不在家，浸泡一灰桶石灰水，捡来一把旧油漆刷子，准备学写标语。脸皮薄，怕献丑，不敢到屋场里的外墙涂鸦。偷偷架上楼梯，将自家正房内楼枕木下的两排砖墙打扫干净，沾上浓浓的石灰水，一笔一划，写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长幅标语。字虽不成楷体宋体黑体，觉得比平常作业本上的规整，欣欣然长吁一口气。余下的石灰水，学爹的样子，在猪栏内外墙壁粘出一排排手掌印，据说能够驱灾辟邪，保六畜兴旺。满地白印，墙上一路方方正正的白色大字，映衬得原本昏暗的房子亮堂了许多。爹回来一看，知道我人细鬼大，舞文弄墨，没有责怪，心里也仿佛像房子一样亮堂：“鬼崽子，喜欢读书写字是好事哦。平常写字鬼画符一样，以后要多看书多练字，争取考试打百分!”外人进来，惊讶我屋里标语上墙，得知是我写的，夸我思想最红。这大概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事。

　　后来，宣传标语一直流行，只是政治色彩渐渐淡化。计划生育标语曾经铺天盖地，出过“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之类的雷人标语。而今，标语少了，话语也理性温和多了。标语鼓动人心传递行政能量，留下一个时代演进的印迹。回味标语，让人记住一段历史。

　　陆亚利

　　雁郊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