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冰

　　“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让所有的难题成为乐趣；小时候我以为你很有力，你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一听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竟有一种过敏反应，激荡的思绪里，常常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曾子郴。

　　刚解放时，我考上了常宁县立中学（现在的常宁一中），在那里，我遇到了曾子郴这位良师！

　　入校时，我隐隐约约听到老师们议论，说这位曾老师很有来头。

　　据说，曾老师曾是黄埔军校最后一届的优才生。离开军队后，他选择了教育工作，后来到了我们这个小县城。

　　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不折不扣的军人作风与气派。

　　每次上课，钟声还未响，曾老师已站在教室门口。约半分钟，钟声刚响第一下，他就正步跨了进来。每一个转身，都是军人的标准动作！没有一句闲杂话，他直接进入授课内容。

　　一天放学后，班主任老师叫我留下，说：“曾老师两口子想邀你在他们家吃中饭，他俩希望家里有个孩子出出进进。”

　　那时，我妈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当上了乡村教师，带着我的弟妹们去了乡下。我独自一人留在县城的家里，一日三餐得自己料理。从未做过家务的我，发个煤炭火得弄半天，为了不迟到，常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中午回家，胡乱地做点饭，管它是夹生的还是烧焦的，哄哄那早已辘辘转的饥肠，以至弄得自己面黄肌瘦。这情形，老师们肯定察觉到了。

　　曾老师两口子过来了。师母拉着我的手，轻轻地说：“你曾老师和我都喜欢多几个人吃饭，那才有味道！”我只会低着头流泪。

　　曾老师这个两口之家，就和我们教室隔个天井。

　　放午学时，师母就在家门口等我，餐桌上早已摆好了饭菜。师母一边往我碗里夹菜、舀汤，一边跟我聊天，常常要我翻译我们常宁的方言。我吃着这可口的饭菜，嘴里倒是有滋有味，可在别人家吃饭，心里总觉得别别扭扭，每一个动作都怯怯缩缩。过了几天，师母把饭菜分成三份，分别放在三个座位前。“事先声明，我们三人都要把自己那一份全都吃完，不能浪费！”她还对我说，“你的曾老师说，自从你来了，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我是这个家里的人？不是外人？听罢，我的心里就像被熨斗熨过一样，平整暖乎，但又不知如何表达，只会笑一笑。之后，我不像以前那样拘谨了。

　　我每隔一个月就得去妈妈的学校。她的同事都说我一两个月就变了样：脸色渐渐红润了，脸蛋慢慢变圆了。

　　每一次，我都会把在曾老师家吃饭时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妈听。妈妈对我说：“你可能不太理解老师与师母的良苦用心。他们是想让你轻松自在地接受这‘雨中伞’‘雪中炭’，不用背着欠了人情债的包袱，巧妙地为你顾面子，保尊严！”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还没有五周岁。因为院子里的小玩伴都先后去上学了，只丢下我一人。妈妈怕我太孤单，就让我“跟拖”进了学校。懵里懵懂地读完小学二年级，便遇上“沦陷”，只得辍学一年。光复后，我跳到四年级。因为没有学过乘除法，算术没法跟上来。渐渐地，只要算术老师一进教室，我就厌烦地等待着下课、放学，算术成绩自然很不好。 

　　得考初中了，我爸才不得不为我补算术课，勉强拉了上来。

　　也不知曾老师用的什么“魔法”，只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有温度，让人心里暖乎乎的，也有磁性，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对数学不再厌烦，听课也觉得津津有味，成绩慢慢跟了上来。

　　有一次，曾老师给我们上几何课。他带着卷尺和几根小竹竿，把我们领到河滩边。那里是一大片菜地，其中新开了一块菜地，把原来的小路拦截了，这条小路不得不折个大弯才能过去。曾老师叫几个同学把两根小竹竿插在这根折线的两端，先分别量两根线的长度，并算出它们的总长，记录下来，再叫同学在折线两端拉根直线，也量出这根直线的长度，作了记录。然后，他得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结论，好几个同学恍然大悟地“哦”一声。曾老师问大家：“明白了吗？能记住吗？”“能！”我大声叫：“老师，我还弄明白了一个定理，那就是，三角形两边之和，必大于第三边。”曾老师当即赞了我一句：“小家伙肯动脑筋，能触类旁通。借一个定理或公式，推算出另一个相关的定理或公式。不错！”我高兴得几乎摸不着后脑勺了。此后，我的数学成绩呈直线上升。

　　每周一次的小考，曾老师都会把前十名的名字，用红色粉笔写在黑板的左上角。我的名字有时也被曾老师列在黑板上。后来次数越来越多，而且名次也渐渐往前靠。

　　我上师范学校后，学了教育学、心理学，才知道那次在河滩边量直线、折线，这叫直观教学。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同学们更容易弄明白。

　　多年以后，我又悟出了曾老师的另一个“魔法”：他用的是换位思考。有些问题，在轻车熟路的老师看来，只不过是个小坡，而在我们初接触这类知识的学生眼里，却是一座峻岭。哦！曾老师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找突破口。

　　曾老师的这些“魔法”，让我不知不觉中对数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有了信心。

　　1952年初，国家推行新的招生制度：全国所有中学、大专院校，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分配。还规定每年只在秋季招生。当年的三年一期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都提前半年毕业。我们班属于提前班，就得在半年中学完一年的功课。几个任课老师千方百计为我们挤时间。

　　班里住校的同学，每月得回去拿咸菜。有些同学的家离学校有五六十里。原来只准星期天早上走，下午赶回来，十分辛苦，星期一听课，还有些萎靡不振。曾老师向教导处建议：允许这些同学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回校。曾老师还利用他们返校后晚自习前的时间，给那些同学补课。真是两全其美！这些同学多次向曾老师表示感谢。曾老师只是摸摸他们的头，笑一笑！

　　曾老师还教给我们一些记公式定理的便捷方法，什么“韩信点兵，以少胜多”等。他也常常激励我们：“能吃苦不怕难的战士，离胜利最近！”

　　那时候，县中一年级的好几个班，还有食堂、宿舍，都在谷家洲，二、三年级三个班的教室在濂溪祠。

　　这年的二三月份发春汛。洪水漫上了学校的谷家洲，操场上也有尺多深的，被困在谷家洲上的住校生，无法过来上课。

　　食堂的工作人员按曾老师的意见，解下箩筐上的绳子送了过来。春寒料峭，河水还很凉。曾子郴老师第一个卷起裤管，站在操场的深水区。所有的身强力壮的老师都来了。曾老师像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镇定自若地发号施令：老师两个两个地拉住一根绳子，学生双手握住绳子，侧着身子往濂溪祠这边移动。“加快速度，别让孩子们冻着了！”个儿小的同学胆怯，曾老师就两个腋窝下各夹一个，飞速过去了。几十个同学全都安全迅速地“转移”了。事后，教导处张主任开玩笑说：“要是有拍电影的人在场，这可是个很不错的战斗故事片！”另一个老师说：“多亏有个高级指挥官！”

　　曾老师的严格里透出亲和，认真中伴着关切！他对学生的真挚的关爱，换来了学生对老师加倍的尊重和敬佩，相应地更认真地听他教的每一堂课。

　　我们凭着老师给的“手杖”，勇敢地攀登书山；靠着老师送的“船只”，灵捷地遨游学海。

　　那个学期的升学考试，我们这个提前班的成绩毫不逊色，不在应届班之后。

　　升学后，没有闲暇回母校。直到三年后，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了，才在妈妈的陪同下，回母校探望。我向张主任打听曾老师的去向。张主任说：“他是一年多前离开的，好像是回到了北方。即使找到他，对你对他都只有负面影响！你真想报答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传承老师的人品与修为。”我听懂了张主任的话中话，也细细琢磨那后几句开悟的话。

　　老辈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却没能奉上一滴水去回报涌泉，不禁常常在心中责备自己。

　　自责再多，也无法稀释我的歉疚！只有像张主任点拨的那样：传承老师高尚的人品和敬业的精神，教诲学生乐于学习，善于思考。这才是对老师的价值黄金级的怀念与回报！

　　我刚踏入教师的行列，被分配到偏远山区的一所完小。那时正碰上整个社会的困难时期，不少学生交不起学费。高年级的同学大多离学校远，还得住校，又得交灯油费。班主任不仅得完成教学任务，还得全权负责收齐学生该交的各种费用。你收得来就更好，收不来便得扣工资。

　　当时的我，只有一个心愿：不能让一个学生中途辍学。一来这是上级的规定，二来是良心的驱使。我必须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阳光雨露。

　　为替学生省钱，每周我带学生去山上砍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陪着学生去。做这些事，他们个个都比我能干，我只有老老实实地甘拜下风。他们砍了一担柴时，我还只是砍了一手柴，而且，不是伤了手，就是崴了脚。他们就各帮我砍一把。往回担柴的路上，也是他们轮换着替我挑。我羞愧地跟在他们后面。孩子们说：“有老师在身边，我们就兴头足，劲头大。其实用不着老师做什么。”我好意思什么都不做吗？以后，孩子们只让我捡枯掉的油桐籽和砍下来的油枞树碎片，用两个菜篮子挑回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免交柴火费和灯油费。

　　春、夏、秋三个季节用煤油灯。冬季的晚自习时，教室的一些课桌上，放几个破旧的脸盆，里面垫上一些柴火灰，再把捡回的油枞树碎片和枯油桐籽架好、点燃，这便是“灯”了！这是多功能“灯”，既能照明，又能取暖。我也与孩子们甘苦共享，在“多功能灯”下给他们面批作文。这种对症下药的“营生”，最受孩子们欢迎。

　　那些交不齐学费的同学，不是不愿交，而是实在没钱交。我从不在班里指名道姓地催缴学费。我为家长想些门路，叫他们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捞的小鱼虾什么的，卖给学校食堂，给的价钱略高于市场。我再悄悄地把差价补给食堂。那时，好多东西是计划供应。社员家的煤油票、肥皂票基本上没有用，都是用土法子解决点灯、洗衣的问题。他们常常把那些票送给老师。我一概收下，然后给他们一些钱，并向他们说清楚：“要是没有票，我就得用高价买，那会有人说我在搅乱市场。你们也是在帮我的忙。”他们才心安理得地收下钱，满心欢喜地补交了孩子的学费。看得出来，孩子们的脸上也添了光彩！

　　那时，国家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很低。只不过我的家庭负担不重、其他开支也不大，还能勉强从“鸡肠子”上捋下一点“膏”。

　　我在那个学校连续送了四届毕业班，交了四份为学校争光、让学生和家长满意、老师们亦无愧疚无遗憾的圆满答卷！

　　以后，另去了好几个学校，我始终一如既往。人生“交响曲” 的每一段，可以用上好些个换气符号，但只允许用一个休止符号。从教近四十年，流过的汗水与等量的泪水，换来了能让学生易于理解、便于记忆的诀窍，收获了一茬又一茬的甘桃硕李。那是因为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我常为此生能遇到良师，而倍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