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风雅石鼓

　　1654年，历尽艰险和磨难的王船山通过寄情山水仿效辛弃疾《摸鱼儿》体裁，创作了《潇湘小八景》词。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摸鱼儿·石鼓江山》。除了“石鼓江山”，八景中的另一景“朱陵仙洞诗千首”也在石鼓山。

　　朱陵仙洞位于石鼓山东侧，唐朝天宝年间（742—756年），道士董奉先曾在洞内修炼成仙而得名。相传这个洞与南岳的水帘洞（亦名朱陵前洞）两洞相连，南岳的仙人道士可以借此洞往返衡阳和南岳之间。笔者在很小的时候来到这里就听说，在很久以前，有个道士从南岳到衡阳来卖豆腐，由这个洞进出，来回一百多里的路程，只一个早晨就可以往返，是当时的高速公路。朱陵仙洞最大的特点就是洞的内壁上曾留下了杜甫、韩愈、吕温、张栻、范成大、文天祥、王夫之等历代名家诗作达千首之多，使得朱陵洞以诗名远播三湘。后因战乱被毁。我们来看看，即使在明末清初那种“山崩地裂”的环境下，王船山先生笔下的仙景依然非常之美。

　　《摸鱼儿·朱陵仙洞》

　　（《潇湘小八景词》之七）

　　向苍崖，笛声吹裂，斜阳一片危岸。江流北泻雁南征，洞里春光无算。是灿烂，都应是云中，剑舞珠光按。花蹊棋馆。留满地苍苔，数峰烟树，掷与人间看。

　　仙户啓，石乳倒垂银蒜，空山翠杳天半。百花桥阻玉壶远，谁倩鸳鸯低唤。君莫欢，君不见，彤云故锁三山断。罡风吹散。想华表鹤归，天台人返，怕见人民换。

　　首先来看上阙：面对着苍翠的崖壁，我听见远处的笛声把江山都吹破了。斜阳照过来，好像两岸就要倒下了。湘江蒸水往北流去，而大雁却向南而来。我所处的朱陵洞内依然保留着片刻的春光。它是这样的灿烂，让我感受到如同在云中。我舞动着剑向人间看去，花中的小路，大家会聚的棋馆，还可以看到远处小路之上长满了青翠的苔原。再往远处看，有树有峰，如烟如雾，抛向人间让我浏览。

　　在上阙中，作者抓住了一个“仙”字。这时的船山先生满怀家国之痛无处诉说，无处释放。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至仕，这是积极进取的一面。但是在挫折当中，他们则用山水来抚慰自己的心灵，并且从这种移情当中得到释放。这种从山水中得到的愉悦几乎有一种成道成仙的感觉。

　　如果说作者的情绪在上阙里还是隐涵的，那么在下阙则用议论的办法亮明观点，直抒胸臆。仙户的大门已经启开了，仙洞里的石乳好像白色的蒜头倒挂。我从洞内往外看，只能看到半边天空。为什么是半边天空呢？因为天和这世界一样被割裂了，破碎了。“百花桥阻玉壶远，谁倩鸳鸯低唤。”如果前面是实写，这里就是虚写。“玉壶”“鸳鸯”都是虚写。既然又有“鸳鸯”又有“玉壶”，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但作者在此笔锋一转：“君莫欢，君不见，彤云故锁三山断。”你不要高兴，你没有看见吗？那红色的云把山全部都给阻断了。“罡风吹散。”“想华表鹤归，天台人返，怕见人民换。”这里又是两个典故“华表鹤归”“天台人返”。我怕什么呢？我怕的是华表随鹤而去。华表就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民族的象征，暗含着担心汉民族历史的中断。“天台人返”，天台人进山采药遇仙人，只留半天，归家时子孙已过七世。在这里作者暗示我从这仙洞里出去时，怕已经换了人间。江山依旧，朝代更改，明朝换清朝了。作者把内心的忧虑再次表达出来。

　　《摸鱼儿·朱陵仙洞》这首词既有超脱，又有对国家对人民的命运的深深担忧和关切，也有船山先生自己的担当和执着。王船山青少年时就是衡阳城里出色的青年才俊。虽然我没有找到相关文献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想像，石鼓书院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那里听过课，甚至有可能给学子们上过课。明末清初石鼓书院遭到破坏，公元1657年重修，成为清政府最早允许恢复的书院之一。1671年，船山先生再写《潇湘十景词》，将“石鼓危崖”列为衡阳第一景，足以体现他对石鼓书院的希望和寄托。（船山先生的儿子王敔后曾任石鼓书院的山长主讲（1723—1735年））

　　《蝶恋花·石鼓危崖》

　　（《潇湘十景词》之一）

　　蒸水东流湘水北，一曲沧浪，映带青山色。旧是朱陵仙洞客，鹤归不向乌衣国。江树迷离潭影侧，画槛筠帘，梦断春消息。击鼓冯夷寻未得，馋龙怪舞云生墨。

　　《潇湘十景词》创作于《潇湘小八景词》的16年后，此组词依然是“寄情于畔岸耶”。因而“吟际习为哀响，不能作和媚之音”（潇湘十景词·序）。船山词“真屈子《离骚》之嗣响也”。

　　1669年，王船山在衡阳县金兰乡姚家塘原败叶庐不远处，建造了一个比较保暖的草庵，取名“观生居”。并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1675年9月，才在距离观生居2里地的石船山下安居。自题堂联“芷山沅水三闾国，芜绿湘西一草堂”，“湘西草堂”由此得名。

　　正是船山先生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所强调的民族大义，犹如黑夜里的火把，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照亮了无数仁人志士前行的道路，为他们的人生指明了前进的目标。也正是因为有船山先生这样的湖湘文化的高峰，这样的民族精神的领袖，才从湖湘大地上走出了一代代优秀儿女，他们都深受船山先生的影响。

　　曾国藩一生酷爱读王船山的书，即使是在与太平军进行最艰苦的作战时，也依然在读王船山的书。1865年，他让自己的弟弟曾国荃把收集起来的船山著作刊刻成一部《船山遗书》，这部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流传最广的船山著作。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他也是天天读王船山的书。他还在岳麓书院内营造“船山祠”，用自己对船山的情感感染岳麓学生。1876年郭嵩焘上奏清廷，提请将王船山从祀孔庙。30多年后，1908年王船山与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这三位明朝遗民最终被清朝庭获准入祀孔庙两庑。

　　谭嗣同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说王船山是500年来唯一一个还能通晓并真正理解天和人的关系的人。他的这种观点影响到梁启超。当梁启超深入学习船山思想后，也说：“浏阳谭氏谓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读通鉴论》《宋论》两编，史识卓绝千古，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无俟重赞……”

　　杨昌济先生说：“船山先生一生之大节，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民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

　　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毛泽东经常参加船山学社的活动。1921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回湖南之后，就在船山学社创办了自修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干部培训学校，也就是中国的第一所党校。毛泽东深受船山思想的影响，船山思想也是催生他救国救民理想、确立改造世界宏伟远志的重大思想源泉之一。

　　船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精神思想，影响广大而深远，对近代湖南乃至近代中国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