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新平

　　（三）

　　“闲聊站”有一所书声琅琅、充满希望的学校。

　　每次来到“闲聊站”街口，传来琅琅读书声。这是霞流公社办的一个中学，为霞流中学。学校沿湘江而建，红砖青瓦，上下两层，一排绿色玻璃窗在阳光照射下泛出迷人色彩，学校院内，几排女贞树生机盎然，边上几块黑板报特别引人注目。门口有一扇宽大的铁门，我想进去看个新鲜，被一门卫大伯拦着：“想干嘛？这是学校，不是想来就来的地方！”也许是憋着这口气，我发誓：“您不让我进可以，我将来考进来，看您开不开门！”

　　母亲劝我：“别赌气了，以后发狠读书，考到这里来吧。”我才依依不舍离开“闲聊站”街口……

　　没想到，当年一句气话，让我在“闲聊站”生活了两年。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公社规定初中升高中必须参加考试，我如愿以偿地考进霞流中学高六班。

　　我到霞流中学读的仍是“通学”，即早上赶来学校上课，晚上回家睡觉。当时学校条件简陋，容不下同学们“寄宿”，便动员离学校近的同学读“通学”。

　　每天清晨，我便炒了冷饭，带上一小玻璃瓶剁辣椒，刚背上书包，同学成运民便等我来了。我们一起沿着河墈去闲聊站上学。那时家里没有钟，我们根据早上太阳照在墙上的影子来估算时间。学校规定8点半上课，刚好，河里的汽船拉着汽笛准时到达闲聊站，上课的钟声也响了。我们基本上不会迟到，有时听到汽笛声，不由一阵飞跑，满头大汗赶到教室。

　　学校的生活是清苦的。夏天还好，我们打着一双赤脚，穿着短衣短裤上学，行走在河墈上，十分凉爽；到了秋冬，因为兄弟姐妹多，家里一时做不出那么多双布鞋，小伙伴们只有继续打着赤脚上学。“河风吹白少年头”，河墈上的风异常凶猛，寒风刺骨，吹得我们摇摇晃晃。营养不良的我们便到河墈下走，风少一些，双脚冻得红肿，生了冻疮，奇痒难受，晚上回家，用开水加食盐泡，才有好转。至于衣服，几乎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他们长大了，穿不下了，就留给了我们。我们要求不高，只要穿得暖就行。

　　最难忍受的是饥饿。上午还好，吃了早饭，精力旺盛，读书有劲。到了中午，老师和寄宿的同学吃饭去了，而读“通学”的我们只有坐在教室忍饥挨饿。当年正是吃长饭长身体的年龄，从食堂飘来的饭菜香味让我直吞口水。下午上课，老是打不起精神，满脑子盼望的是早点放学回家吃饭。直至下午5点才放学，我一顿飞跑，回家掀开锅盖，连吃三碗大饭，有时没菜，弄点酱油拌饭，也美味无穷。这样饱一餐、饿一餐，肠胃长期受不了，我年纪轻轻就患了胃病，后来治了多年才有好转。

　　上学的日子，每学期缴上十元学费后，身上便无分文。有一次，我来不及吃早餐，母亲给我两毛钱，一两粮票，要我上街买几个包子吃。可我进了包子铺，又走了出来，舍不得花掉那浸满了汗渍的两毛钱。在“闲聊站”读书两年，我没上街花过一分钱。有一次，大哥用土车从供销社推来几包化肥，在学校门口歇气，他看到我后，花一毛钱买来两支绿豆冰棒，一支给我，一支留给他自己。我把那支冰棒吸了又吸，最后剩下一根篾棍，仍久久不肯放手。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棒，品尝到的人间最美味道。

　　记得有一天，大队干部在“闲聊站”开会，父亲负责煮饭。他们吃完后，有点剩菜剩饭，父亲把我叫去。一海碗大饭，拌上菜汁，饥肠辘辘的我狼吞虎咽，咕噜咕噜如同从口里倒了下去，估计吃相不亚于一位刚从牢房放出来的犯人。一位大队干部见状，问父亲：“你家儿子几年没吃饭了？”弄得父亲与我十分尴尬。

　　临近高考，班主任老师见我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向校长请示，要求读“通学”的同学搭餐，得到批准。学校给每人买一个铝制小饭盒，刻上姓名，由大师傅每盒装上四两米，在煤火灶上蒸煮。中午，大家鱼贯而入，奔向食堂，端来饭回到教室吃。学校不供应菜，米是从自家带来的，蒸出来的白米饭特香，拌上从家里带来的剁辣椒，三扒两下，四两米一扫而光，虽然吃了个大半饱，但人有了后劲，来了精神，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

　　苦难真的是一笔财富。在“闲聊站”两年，我读到古今中外不少名篇，也背下《岳阳楼记》《海燕》《木兰诗》等经典课文，精神格外充实。在这里，视野不断开阔，知识逐渐充盈，我不但长高了个子，还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遗憾的是，1979年高考，我与近200名同学参加高考，连中专生也没考上一个，学校“剃了光头，打了赤脚”。乃至高中毕业后，我连毕业证书都没到学校去拿，心安理得回乡当农民。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没有在霞流中学顺利挤过“独木桥”，但假如没有当年在“闲聊站”的两年历练，我的人生剧本说不定要重新改写。感谢“闲聊站”！感谢霞流中学！

　　（四）

　　回到家乡务农，我白天与生产队的年轻人一起劳动，一起打闹，到了晚上，寂寞和空虚像虫子般爬上心头，在农村找不到别的书，便找来过去的课本反复阅读，一套《毛泽东选集》4卷被我翻了又翻。

　　1980年夏天，家乡遭受一场洪灾，到手的早稻、蔬菜颗粒无收，正在村民悲观泄气准备饿肚子的时候，公社拉来一车车粮食、蔬菜、衣物，分到了每家每户。大队支书感激万分，坦诚对我说：“你是读书人，攸县人对我们这么好，得知恩图报，建议写篇广播稿，表扬表扬。”当晚，一篇《天下农民是一家，攸县人民无私支援灾区》的广播稿写成，第二天寄出，第四天在县广播站播出。

　　过了几天，两部单车猛然停在我家门前，从车上跳下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区广播站站长谢兵生，一个是公社广播站站长陈新民，他们满脸笑意，送来两个采访本，两本方格稿纸，对我大加赞赏：“能在广播里发稿子，很不容易，你年轻，有文化、有追求、有上进心，不错不错！”并告诉我，以后对外寄稿子，不要贴邮票，只在信封右角上写上“稿件”二字，剪下一只角就行。

　　从此，按照他们的“套路”，我白天边劳动边采访，晚上挑灯苦战，一篇篇广播稿就这样从指间流泻而出。

　　乡亲们赶集主要是买进卖出，而我则到霞流邮电所往县广播站寄稿子，顺便到乡政府办公室看报纸。

　　霞流乡政府机关坐落在“闲聊站”街中心，庄严神圣，我不敢轻入。看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南日报》《参考消息》整齐地摆在办公室报夹上，我便麻着胆子走进去翻报纸，见无人干涉，在那一呆就是大半天，认认真真，津津有味地翻，旁若无人。有一次，乡政府一位干部见我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眼里顿时泛出两束绿光：“小伙子，这是你写的？”我点点头。从此，他对我另眼相看，不但允许我在大庭广众下翻报纸，还将锁在抽屉里的《创业史》《山乡巨变》拿给我：“不用还了，拿去看吧！”

　　我如获至宝，品读这些文学名著，心中渐渐埋下一颗充满希望的文学种子。

　　开始，大家赶集大多走硬路，后来，有人买了单车，“叮铃铃”，清脆的铃声响彻街头巷尾，我羡慕不已。咬紧牙关外出打工，我赚钱买来一辆崭新锃亮的单车，经常骑着单车去赶集。

　　在“闲聊站”赶集，我与乡干部结下深厚情谊。每篇稿子发出之前，必须加盖地方政府公章，乡政府秘书丁碧华不厌其烦，鼓励我对外投稿。记得有一次外出采访，因没记者证，连通讯员证也没有，被采访者见我一双赤脚两腿泥，以为我是个骗子，便拿起“摇把子”电话到乡政府咨询，得到证实后，才向我提供情况。丁碧华为我大开“绿灯”，写出一张特别介绍信：“各村民委员会，兹有我乡通讯员成新平前来贵地采访，请支持配合。霞流乡人民政府。”并盖上大红公章。有了这张“采访证”，我在乡里采访畅通无阻，后来，他又推荐我参加全县乡镇干部招聘考试。

　　丁碧华调走后，赵湘平接任霞流乡秘书，他是一位英俊、帅气的文学青年，我们的交流滔滔不绝。他对我的期望更高，要求我主攻报社的头版头条。

　　赵湘平调走后，文质彬彬的文佳义接任秘书，他与我年龄相当，志趣相投，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

　　1987年初，乡政府拟招聘一名保险代办员，乡党委书记廖梓生与我素不相识，认定我是一个有知识、有作为、有前途的农村青年，便把我招聘到乡政府，使我得到全方位锻炼。这样，我在“闲聊站”又住了一年有余，对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

　　1988年，外出打工的浪潮连天涌动，为前途与命运奔波的我离开了“闲聊站”，先后到衡阳市微生物厂、衡阳市种子公司、衡东县荣桓水电站、衡东县广播电台打工，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仍笔耕不倦，发表文章越来越多，渐渐有了“名气”，1992年获得“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同年，我被衡山县委宣传部破格录用为新闻专干，实现了从农民到国家干部的“艰难一跳”，这在“闲聊站”一时传为美谈。

　　经过四十多年变迁，“闲聊站”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敲开一些断裂的麻石板，将街道硬化成水泥路，乡政府、乡供销社均进行了翻新，粮站、学校、食品站、邮电所、农机站、卫生院搬到了新霞流火车站附近。后来，乡政府机关、信用社、派出所等机关单位和不少居民也随迁，建的楼房在四层以上，街道铺了沥青，可并排开三台大汽车。一个一纵两横的小城镇初具规模，拥有新的街区和农贸市场。“闲聊站”仿佛完成了历史使命，逐渐淡出乡亲们的视野和梦境……

　　天地循环，周而复始。早不久，我回到了“闲聊站”。看到空荡荡的街道、空荡荡的码头、空荡荡的机关、空荡荡的学校，还有街道两旁那坍塌的断垣残壁，心中不由涌出一种欣喜、落寞和惆怅，只有码头上那些麻石台阶，历经数百年风雨和水流润泽，依旧苍劲古朴晶莹透亮，执着地守候在那里，向世人展示当年的繁华和新时代的山乡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