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袁隆平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家都有梦想，但是理想要高雅一点，要向前看，不要专门向钱看。袁隆平还表示，他“最担忧”的是“年轻人不搞农业”。

　　如果年轻人都不搞农业，以后粮食安全怎么保证？如果年轻人不肯问津农林渔牧等行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起打底作用的第一产业将何去何从？如果考古挖掘、文物修复、非遗传承这些领域出现更严重的人才断层，我们今后靠谁去寻根溯源？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拼命往互联网、金融等行业涌，中国制造业的未来靠谁支撑？把许许多多类似的“如果”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袁隆平老先生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他实则引出了一个关于如何科学进行人才引流的大问题。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年轻人应该以造福社会为己任，结合自身特点向各行各业分散流动，适应社会方方面面发展的需要。教育引导年轻人立鸿鹄之志，择利民之业，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甘守清贫、坐得住冷板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应从社会分配的角度审视社会上出现的“热门职业”和“冷门职业”。一个职业“热”，往往对应着收入高、待遇好、赚钱多。一个岗位“冷”，往往对应着工作条件艰苦，收入和付出不匹配。怎么办？整体提高冷门职业、艰苦岗位的薪酬待遇，让岗位的艰苦程度与薪酬分配正相关，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的脚步。如此，“向钱看”与“向前看”的冲突就能得到一定缓解。事实上，历史上我们也出现过“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冲突，也是用优化社会分配的办法解决的。

　　“向钱看”意味着一门心思赚钱发财，物质利益至上；“向前看”意味着志趣高雅、胸怀远大，这是我们必须固守的价值追求。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合法合规，“向钱看”本身也无可厚非，相反，合法赚更多的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又何尝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分配机制足够科学灵活，让更艰苦的工作匹配更高的收入，“向钱看”与“向前看”就并非决然对立。

　　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配的调整有时难免出现滞后。对于一些短期内无法以收入、待遇的提升来缓解“人才荒”的职业和岗位，则不妨给予更大的荣誉倾斜，以缓解“向钱看”与“向前看”的冲突，引导天下英才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