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京官身份从签书凤翔府判官起步，从地方到朝堂，再由朝堂回地方，做过八州知州、一任皇帝大秘书（知制诰）、一任帝师（侍读）、吏兵礼三部尚书，四次贬官，从政四十年。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曾国藩说过：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这里的“苏”，指的就是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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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是有远见的卓识

　　24岁的苏轼参加制科考试，他有感于大宋太平盛世表象下隐藏的不安定因素，写了《晁错论》，文章开起笔不凡，写下金句：“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句中的“不测之忧”，说的是汉景帝时的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其实也对大宋的现实有所指。

　　苏轼生活的时代，外有少数民族的西夏的侵扰和契丹的威胁，内有人多坏事的低效率“冗官”体系、120万之众的兵将不相习的“冗兵”结构和滥赏导致财政入不敷出、百姓不堪重负。苏轼在举朝上下歌舞升平的时候，却发现大宋深藏的隐忧、大宋表面上社会安定而实际上却存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这就是他的政治素质。

　　面对“不测之忧”应该怎么办？苏轼认为，如果不作为，消极地看着事态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就会发生无可挽回的祸乱。如果乱作为，操之过急，那么支持的人不会多。苏轼的《晁错论》借评论晁错，希望后来者能汲取晁错的教训，既要有忧患意识，能发现问题，还要深谋远虑，不轻举妄动，更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能做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身报国，方能成就伟业。

　　宋仁宗看了苏轼的文章，认为自己为子孙得到了宰相之才。可惜，仁宗皇帝还没来得及重用苏轼就驾崩了。

　　治平二年（1065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贯，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贯，入不敷出，财政困难。同时，韩琦等国之重臣，不着力解决内忧外患问题，也不为国选贤，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件事上，那就是满足英宗叫生父为皇考的愿望，提请文武百官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满朝大臣不研究对付外族侵扰的对策，不研究解决“冗官”“冗兵”和“冗费”的国策，却耗在这件事上，确实是大宋的悲哀。而这一些，苏轼预见到了，可见苏轼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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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民本思想是“君权民授”

　　苏轼丁忧三年之后回到朝廷，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苏轼在朝为官的许多师友，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都已被迫离京。此时的宋神宗正被王安石的改革计划打动，要做尧舜，恨不得立马实现富国强兵，成为千古圣主。

　　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他的思想受儒家熏陶，强调以民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希望实施仁政。于是，给变法的神宗皇帝提出意见，“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民者，天下之本”“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其中，关于变法，苏轼给皇帝的建议主要有：

　　1.变法要依法稳步推进。“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後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苏轼引用了孟子的话“其进锐者其退速”后又用孔子的话“欲速则不逹，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来论述，“立法”要推进，需反复论证，切忌急功近利。

　　2.不要钦差大臣满天飞。“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苏轼担心一些大臣为了邀功会去折腾官员和老百姓，国家会被这些人弄得国无宁日。

　　3.不要盲目地大兴水利。苏轼指出，北方河水混浊，不适合种水稻，不要盲目开凿水塘，将旱地改为水田，那样一来，水利设施“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花钱不讨好，万一“堤防一开，水失故道”，到那时候，就算是把提议这样做的人杀了，吃他们的肉，对老百姓也没有一点好处！

　　4.不要让百姓的税负过重。“今遂欲於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意思是，不要想着法子，增加赋税名目，否则后果严重。以后如果有花钱大手大脚的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重用擅长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重复征税，弄得天下百姓都怨恨，推算这些赋税的来历，一定会把过失全算在您的头上。

　　5.防止官员用青苗法强迫百姓贷款。苏轼认为，借贷这种事，还是让商人来做吧。如果皇帝您要推行青苗法，到时候，天下的人恨您，史书记载您的这事，说青苗法是由您开始推行的，难道不可惜了您的一世英明伟大吗？

　　6.提拔人才不能随意。“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最近，朝廷提拔的人，老实干事的少，花言巧语、投机取巧的多，希望皇帝能纠正这种做法。

　　7.要完善的监察机制。苏轼认为，国家有必要完善监察机制，防止朝中重臣独揽大权，危及皇权，也要防止地方要员挑战皇帝权威。建国以来没有处分一个监督检查官员，这并不是他们都是好的，而为了让他们敢于大胆监察，监督权力运行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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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为国智慧是“不生事不畏事”

　　“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这是苏轼给宋哲宗的奏议《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中的原话。

　　元祐二年八月，北宋俘获了西藩首领鬼章并押解进京。时任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的苏轼认为，对待民族事务、外交和国防事务，这样做太轻率，很不妥，这样的边防政策是非常危险的。

　　苏轼认为，对西夏用兵表面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劳民伤财，实际上严厉打击了西夏统治者的嚣张气焰。“岁赐既罢，和市亦绝，虏中匹帛至五十余千， 其余老弱转徙，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饥羸之余，乃始款塞。”苏轼认为，我们过去犯了怕事的错误，执政大臣知道大宋百姓不喜欢打仗，也没有深谋远虑就答应了他们的和谈要求，还花钱买和平，每次他们的使者一来，就给使者五万余匹绢，他们回去卖一匹能卖五六千铜钱，让他们得了好处还得意。这样一来，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更加轻视大宋。

　　苏轼指出，当初若不生事亦不畏事，强硬回击他们，他们翻脸也不会这么快。为什么会发生西蕃鬼章这件事呢？阿里骨是董毡的臣子，却挟持契丹公主，并害死他的主君董毡及其妻子，还对外隐瞒董毡的死讯，匿丧不发。过了一年，等局势稳定了，才假称是董毡的养子，并伪造鬼章、温溪心等人的签名上书大宋朝廷，请求让阿里骨继承董毡的封号。而当时的执政大臣草率行事，没有仔细盘查事实真相，只图省事，贸然答应了阿里骨的请求，授予他符节与斧钺，认可他继位。

　　阿里骨知道自己的爵位封号是骗来的，特别担心鬼章讨伐他，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于是阿里骨和西夏这个冤家对头勾结在一起（始有解仇结好之谋）。而鬼章对他们无可奈何，就把气撒在大宋头上，发泄朝廷让乱臣贼子当他的君主的愤怒，所以才侵犯大宋边境。

　　现在西夏看到大宋抓住了鬼章，软硬兼施，向朝廷提出过分的要求。若朝廷又想花钱买平安，那西夏又会掌握主动权。他们觉得战也好和也好，一切以从大宋捞到好处为目的，反正成本低，风险小，不捞白不捞。

　　分析各种弊端后，苏轼希望皇帝秘密下令，让边关将士做好战斗准备，严阵以待。想勒索，没门！诚意来谈，大门敞开；想要开打，奉陪到底。不用几年，他们就会受不了，现在我们费点事，以后就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