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圣贤”一直是传统儒家至善至上的人格理想。
而在王夫之的思想中，人格审美理想是做圣贤要先做豪杰，因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近日，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谢芳做客国学讲座，以《读通鉴论》为纲，品评历史人物，讲述王夫之的人格审美。
A “义”与心诚要一致，应排斥利的权衡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而《资治通鉴》则是司马光的著作。《读通鉴论》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迭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王夫之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倾向。《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
两书相比，王夫之与司马光有着不同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对“仁义一致”人格推崇和赞赏可以看出。
公元前202年，垓下一战是楚汉之争项羽与刘邦的最后决战。刘邦夺取了帝位，即对项羽将士大加杀戮。丁公与季布都是楚汉之争时期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是刘邦的仇人，丁公是刘邦的恩人，可刘邦却斩丁公而赦季布，这是为何呢？
彭城一战，刘邦遭到了自起兵以来的最大的惨败，楚军依靠项羽坚毅果敢的指挥，在半日之内以3万之师击溃汉军56万之众，歼灭刘邦主力，丁公奉命追击，越追越近，眼看刘邦就要走投无路，刘邦便回头对丁公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两贤岂相厄哉！”好汉何苦为难好汉？丁公一听，居然在两军厮杀的战场上，止步不追了。他当即领兵撤还，等于放了刘邦一条生路。
为什么刘邦一句话丁公就放人？这是刘邦的江湖阅历的本能反应。刘邦被逼到绝路，只能赌丁公也许认同江湖规则，说出了这句话，果然丁公网开一面，把刘邦给放了。等到项羽灭亡，刘邦要开始分封了，丁公来谒见刘邦。刘邦怎么对待丁公？他把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说：“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并且特别强调，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对于这个历史事件，司马光是非常赞成的。司马光认为，斩杀丁公是一件符合大义的行为。站在政治家的立场看，一个王朝要想长治久安，一定要讲政治操守。“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意思是当群雄并起争相取胜的时候，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谁来投奔就接受谁，本来就该如此。但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待到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臣服时，这么做就不对了。
因此，汉高祖据大义作出决断，使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怀揣个人目的布施恩惠给人的人，尽管他救过自己的命，依照礼义仍不予宽容。这时的“大义”，可能已经不再是以传统儒家的以“仁”为基础的大义，而相当于一种权术之计。
那么，作为崇尚孔孟圣学的王夫之又持何种态度呢？王夫之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审美的人格里面一定要包含“义”字。
第一，“义”首先要符合本心即诚心，源自于不忍之心，以良心为法则。王夫之认为，以大义征服天下的人，用的仅仅是诚心而已，义与心诚要一致，才是真正的义，如果把义当做一种权术和阴谋，来为自己获取利益，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王夫之把斩丁公看作是术，而不是司马光说的“大义”。因为，义是顺乎事理合于人心的，来自心中的诚，把心不忍为而为之称为义，那义就是违背人心了。
第二，“义”应当完全排斥对利的权衡。如，韩信是刘邦夺天下时独挡一面的大将, 但刘邦登上皇位,立即借口韩信谋反,将其族灭。对此，司马光认为韩信是市井小人，以为自己有功，希望君主以功报德，给予自己更高的地位，特别是抓住时机要挟君王趁机谋利。所以，这是韩信被处死的理由。然而，王夫之认为致死的原因是其在怂恿君主以利诱惑天下，“君臣相贸，而期报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
第三，义行不应当是因为外在的威胁或利益的诱惑。王夫之认为，若是仅仅为了让普天之下的人都知道“做人臣如果不忠则必受惩罚，从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个道理，“义”就成为伤害“仁”的“大斧”和导致私利的“诱饵”。所以，刘邦赦免季布的罪过并予以重用，是很好的，足以激励臣子忠君报国，无有二心。至于丁公，废而不用就可以了；杀了他，则是引导天下人忘恩负义。王夫之认为，引导人们行善，不要以某种恶去胁迫他行善，也不能以某种好处去引诱他行善，而应该是它自己发自自己内心深处地觉得应该这样做。否则，就会把社会导向功利化，人人心中都没有情义，只有利益的比较。
B 崇尚“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人格
刘秀是以西汉皇族后裔的身份，参加推翻王莽篡位所建新朝的农民大起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艰难百战中扫除群雄、荡平天下，恢复刘汉江山，建立新的大一统的东汉王朝，成为东汉的开国英主。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赞刘秀说：“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意思是，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汉光武帝超过了所有的帝王。王夫之为何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从这个人物评价里面他给予了人格诉求何种审美理想？
原因一，刘秀能以最初的孤弱之军战胜如此众多的乱世枭雄，其对千万战俘的安置凸现了他的雄才大略。王夫之认为，当老百姓丢下锄头、拿起兵器起来造反，其中很多人确实有迫不得已之情，而其中的骨干分子则大多是平时游惰、桀傲之徒。当他们在长期的战乱中过惯了“掠饱而食，掠妇而妻，驰骤喧呶，行歌坐傲”的放荡生活，即使当初有迫不得已之情也忘记了。如果把他们全部编入军队，那农夫辛勤生产的粮食、农妇拼命纺织的布匹、县官日夜筹措征集调运，也不够供应。如果将他们全部勒令回乡归农，但他们已四肢懒惰、不习惯于农业生产，而他们在战争中养成的“恣睢狂荡”的性格，使他们已不甘心受屈于父兄乡党的约束。社会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闻风而起，重新参加造反作乱的队伍。而汉光武刘秀却能妥善处理好这一极大的社会难题。
原因二，刘秀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当时王莽的四十二万大军集结，在王寻、王邑的率领下，“号称百万”，而刘秀率领的汉兵只有九千余人，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刘秀手下的将领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畏战心理，心理非常害怕，觉得必败无疑都不想打了。而刘秀却“微笑而起”、决心迎战，表现了其从容镇定、成竹在胸的宏大气魄与胆略。王夫之指出，刘秀这种“微笑而起”的从容镇定，不仅是建立在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上，而且是建立在 “知己知彼”的深刻分析与周密筹划上。这是因为刘秀已从敌人表面的气势汹汹中，敏锐洞察其弱点，早已做好战胜敌人的充分准备。再加上刘秀能亲做表率，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因而能以数千之众，一举击溃敌人数十万大军，为后来夺取天下赢得了巨大声威。
由此可见，王夫之所欣赏的人格是：居仁由义、才情兼备、有胆有识、知行合一的英雄人格，即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而外王则是成为圣贤人格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王夫之的一生正是践履他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的一生。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期，国破家亡的人生境遇使其期待并呼唤着社会理想人格的出现。他的人格理想是对宋明内圣型圣贤人格的批判基础上通过复兴孔孟圣贤人格的方式来建构的圣贤人格，主要体现在对“经天纬地、建功立业”豪杰人格的诉求，希望通过君子人格与豪杰人格的结合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理想人格，建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