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所有的条件下，我们所说的减税降费往往不分企业和个人。一句给纳税人减税降费就可以涵盖了。因此，在那样一种扩需求为政策目标的前提之下，我们所提的减税降费往往是总量型的减税降费。总量型的减税降费，可以达到我们刚才所阐述的那样一个基本的行动目标，那就是通过给纳税人实施总量性的减税降费，可以扩大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消费投资，再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

　　换一个角度，在降成本的目标条件下实施减税降费，这时候就要问你要降谁的成本，谁会发生成本？显然，这里指的不是个人的消费成本，而是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这个时候的减税降费所瞄准的是涉及企业的税费，不涉及企业的税费，往往不在降成本目标的减税降费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这时候减税降费必须是结构性的“减”和“降”，而不是总量性的“减”和“降”。它的总体条件就是通过结构性的减税降费，使得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成本得以下降，再进而改善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院士 

　　以前，区域发展常常以单个城市为核心来带动发展。而现在，以资源优化配置带动城市群整体建设的发展策略则更具科学性。实现协同发展，进行资源合理配置是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城市都应发掘自身优势，依靠产业互联关系共同进步。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每个区域各有特色，自身基础也都得天独厚。在新一轮的建设过程中，湾区各城市可以瞄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创造更加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从目前政策创新和人才支持情况来看，我们看好大湾区的未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经验，也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参考。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提到的“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概念，对于解决广州、深圳“大城市病”具有一定意义。城乡协调、合理规划、科学高质量发展三项需要齐头并进。

　　■朱云来  金融专业人士

　　过去大家都听过“信息时代”。那究竟是信息更能够代表未来社会的文明和产业特征，还是数字呢？我觉得数字可能比信息更进一步。通过数字化，除了可以解决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还为社会需求带来了分析、计算、模拟、人工智能等方法。当然，现在有些关于人工智能的宣传有点过分夸张，其实人工智能最大的作用，是以一个系统性的方法来提升我们对于数字的理解。用工业控制，让设备按照人的意志更好地完成我们需要的、必要的生产过程。所以数字代表了更高的层次，不仅是信息本身，还包括对信息的加工运用以及技术的智能化，从而帮助人类文明更好地发展。所以数字具备代表或者重新定义我们这个未来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杨宗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使教师角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人工智能不会直接取代教师，但通过“人—技”结合可以使教师从繁重的知识传授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德育和能力培养等工作。智能时代对教师能力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对教师信息素养的要求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教师能力标准将被重新定义，对教师的职业要求将全面更新。

　　人工智能已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但在教育中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人工智能对教育的作用机理、实施路线、师资力量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有待研究解决。高校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学科支撑，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加强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教育融合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助力我国教育现代化早日实现。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不准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上市，其目的是遏制过度逐利；对社会力量举办民办幼儿园，态度是一贯的，即允许营利；而对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政策层面则继续大力鼓励和扶持。也就是说，这是基于学前教育公益性、普惠性的定位，对民办幼儿园发展的进一步规范。

　　当然，不准营利幼儿园上市，只是外围措施，更重要的还在于：一是加大投入，提高公办园比例。未来或许还需要考虑制订《学前教育法》，明确政府投入学前教育的责任。二是进一步降低学前教育准入门槛。针对不合格幼儿园大量存在的事实，北京就采取调整幼儿园标准的方式，将这些不合格的幼儿园“变为”合格的幼儿园且给予扶持，这是扩大学前教育普惠园供给的好办法。创造条件让小资金、小社会力量进入学前教育领域，这样才会有力解决学前教育资源供给问题，天价幼儿园的价格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也就会自然降下来，以此消除入园难、入园贵，真正做到“幼有所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