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了无以撼动的正统地位，兴儒学、重教化的形势则不断把易学推向当时思想文化舞台的前沿。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这一地位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经传合编本《周易》作为儒家特别重要的五种经典之一，因其特有的教化功能，满足了汉代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需要，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加推崇。汉儒大都精通易学，同时又热衷探讨掺杂以阴阳、五行、灾异思想的天人之学，“借天象以示儆”来劝勉君主，使其怀有忧惧、敬畏之心。《周易》中“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蕴含的天人之道不仅是汉代天人之学内在的思想渊源，同时也关乎汉儒通经致用之术。汉儒通经致用正是建立在深谙《春秋》与阴阳等灾异学说的基础之上的，体现了汉代经学的重要特色。而《周易》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恰恰迎合了汉儒借通经致用而享有干禄地位之资的需要，遂成为他们不断引经立说的理论根据。

　　《周易》在汉代居于儒家经典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周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周易》及易学的思想体系兼具儒道互补包容的格局，对后来儒道两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典并屡屡援《易》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不待言，《周易》在汉代位列儒家经典之首，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魏伯阳以《易》说丹，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对于《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兼容并包之思想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目》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援《易》立论的现象有损于《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但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在儒道两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获得了相应于典范意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总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根深蒂固的重要事实。

　　《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远远高于其他经典、其他学术的尊崇地位。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对“《易》为之原”及《周易》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与体现的包容意义，或许会有新的体认。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