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可以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曾有西方学者断言：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几经斟酌之后的答案不是别的，正是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能够跨越时空局限，突破语文、种族与宗教的藩篱，受到有识之士的一致推崇，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几项因素：如，温和的理性主义，能肯定人类可以通过教育与学习而施展潜能；深刻的人道情怀，可强调人我互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乐观的人生理想，相信德行修养是人人可以达成的目标，并且因而可以活得快乐而有意义。

　　“以孔子思想为立足点，人类既不会毫无抵抗地随顺俗化与物化的浪潮，也不会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形成尖锐的对立与冲突。”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曾这样说过。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国学呢？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一个民族存在的根基就是文化传统。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使它更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这样的国家民族才有生存发展的良好基础。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就说过，“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

　　在现代汉语里，“根”与“魂”是经常用到的两个词，前者比喻事物的本源，后者比喻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或民族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借用“根”与“魂”，旨在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极端重要性。

　　其实，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它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化虽历经朝代更迭、外族入侵却绵延数千年不绝，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就难以实现在文化上的自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失去“根”与“魂”。 

　　“天人合一”是国学的哲学基础

　　国学体系十分庞大、内容十分丰富。在颜爱民看来，“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国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类界定人与自然关系的伟大思想成就。

　　“天人合一”在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悠久的话题，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映射出先哲们的致思特征。所以，谈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涉及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思想。

　　据现有史料记载, “天人合一” 观念最早起源于西周时代。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蒸民》诗云，“天生蒸民, 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豁德”。诗中含有人民善良德性来自天赋的意义。孟子更进一步地推出“尽心、知性、知天”的性天相通思想。到了宋代，哲学家张载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而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其对于“天”“人”关系的探讨和“天人合一”思想的阐述也是最为全面、深刻的。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天人相分”学说。他认为“天”是与“人”相对立的自然世界，但是“天”与“人”又有关联。一方面，天有自身规律，另一方面，人可以通过主动地认识自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制天命而用之”。汉代董仲舒宣扬“天人相副”“天人感应”，鼓吹有意志的天。张载在天人关系的研究上独树一帜，承前启后，以《孟子》《中庸》《大学》等经典之“性”“诚”“明”的理念贯通天人。 

　　可以说，“天人合一”的理念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用今天的话语阐释，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天”和“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人”既来自于“天”，也是“天”的组成部分。因此，“人”应当“知天”“敬天”“畏天”；

　　二是“天”和“人”拥有内在的超越性。在中国文化中，“天”是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有机体，而不是纯粹的自然之天的含义。“天道”“人道”源自“道”；“天性”“人性”出自“性”；“天命”“人性”皆为“仁”。故《论语》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当天地精神内敛于心时，才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彰显“天”的万千气象；

　　三是“天人合一”思想表明人类应自觉地与天地自然环境组成生命共同体，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全面协调发展，达到天人和谐繁荣的理想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命题，解释纷纭，莫衷一是。季羡林就曾说，“‘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其强调的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

　　“仁、义、礼、智、信”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我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处理各种道德关系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本准则，贯穿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其漫长沉淀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基因，成为深度影响中国人思维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礼，是儒家仁学的具体表现，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只有遵循以仁义为本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即遵循礼制），才能正已正人，有效协调人我关系。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深刻变革和转型时期，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都处在深度转换和再造当中，如何建立符合时代特征、健康完善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与之匹配的制度体系，对社会和谐发展十分重要。

　　智，孔子把它看成是实现仁的重要手段,认为在求仁的过程中,智可以发挥“利仁”的特殊作用。“智”要求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中，不仅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为”，还要明了哪些事情“不可为”，这样才能更好地自主、自择，做出正确的道德决断。智不是一种独立的德性，它只有与行相结合，即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选择，才能成为人的现实的道德素质，才能促进人的道德完善。　　

　　信，是自我修养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是人际交往及其和谐的基础。《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在当今这种转型和快速发展的社会，诚信显得尤其重要。在企业内部同样面临诚信问题，“信”则群体和谐，监控成本减低，效率提升，满意度增加，“不信”则使各种管理制度和体系功能全面弱化，甚至崩溃，员工人际关系弱化，工作效能下降，企业难以持续发展。

　　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波澜壮阔，绵延不绝。

　　近日，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颜爱民教授做客国学讲座第九十四讲，主讲《中华文化的根基与文化自信》。颜爱民认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源于中华故土，源自我们的根基，在我们的国学精粹里，天人合一，仁义礼智信，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特别是国学精粹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意义异常深刻的思想，而抛弃传统、丢掉国学根本，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精神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