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青

　　我小时候，因父亲在外地的部队服役，每年只能见到他一两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喝酒的样子：略带浑浊的米酒倒入土瓷碗中，父亲大大咧咧地坐在板凳上，一手按在大腿上，一手端起酒碗，一仰脖，咕咚咕咚大口吞下，喝罢，从喉咙里长吐一口气，看似回味无穷，韵味悠长。

　　大约是对这一幕印象颇深，潜移默化间，三四岁的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喝起了“酒”。当然这酒不是真的酒，而是白开水。每当外婆做了好吃的菜，我就要用土瓷碗倒上一碗水，学着父亲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喝“酒”吃菜，或小口抿，或大口吞，也必“啊”地一声，长吐一口气，怡然自得。

　　有一次，父亲回家探亲。外婆照例炒了几个“硬菜”，给父亲倒了一碗米酒。我嚷嚷着要陪父亲喝酒。外婆赶紧给我倒了一碗“凉白开”。这次我却不干了，父亲喝什么，我也要喝什么！于是要外婆倒米酒给我。外婆自然不允，我大闹撒泼。

　　这时，老爸突然把眼睛一瞪，把酒碗重重往桌上一掼，霍然站起，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拎着我的衣领提了起来，几个大步走到门口，把我往地上一扔。我吓傻了，忘了哭，从此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提半句“喝酒”。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转业后回到地方工作。从此家里多了两个玻璃酒缸。乡下的大伯会酿酒，经常用“酒鼓子”装着新酿好的米酒送到父亲家里。父亲把米酒倒入酒缸，将黄芪、党参、枸杞、金樱子等中草药浸入酒中，再放一些冰糖，待酒体呈琥珀色即可饮用。

　　大伯也是好酒之人，但身体一直不太好。父亲与大伯喝酒时，只准大伯喝二两。每每大伯喝得两腮微红，兴头刚起，老爸便粗声喝止，收走酒杯，不再让喝。如果换做其他人这么做，大伯肯定发飙了，但他唯独怕了我父亲，只能意兴阑珊，低头扒饭。

　　父亲三岁的时候，奶奶便去世了。大伯与父亲相依为命，经常有上顿没下顿，饥寒交迫，日子过得很苦。大伯老实本分，常受人欺负。父亲争强好胜，常替大伯出头干仗。兄弟俩长大后一起报名参军，父亲入伍，大伯落选，从此两兄弟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父亲对各种瓶装白酒不太感冒，却独独钟情于家乡的米酒。我们家乡的米酒是用纯粮食土法酿造，酒精度不高，酒体略有些浑浊，喝一口，米香浓郁，温和怡人。如果泡上一些药材，就成了舒筋活血滋补益气的药酒。这酒虽然好入口，但后劲大，贪杯之人一旦大口灌酒，不知节制，等到发觉不对劲时，已经头晕目眩，见风就倒。因此，对米酒必须保持敬畏，要细品慢酌，方能喝好不喝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下里巴人”的米酒往往难登大雅之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包装精美的高档白酒。一瓶酒动辄几千元，普通家庭只能望而却步，而且很多人喝酒只看牌子，不看质量，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完全背离了“酒是用来喝的”这一初衷。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父亲的酒缸里永远装着家乡的米酒。每天中午，母亲炒几个好菜，炸一盘花生米，父亲倒上二两酒，小酌怡情。到了周末，我也会倒上一杯，父子对饮。当然，父亲也像当年管大伯那样，只准我喝二两。

　　父亲对我的“禁酒令”虽然已经解除，但“限酒令”仍然长期有效。酒能助兴，亦能败兴，一定要有节制、有分寸。岂不闻，君子爱酒、饮之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