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燕山
听奶奶说，娘是两担谷换来的，回来的时候，谷箩里一头坐着娘，一头放个石头。想必外婆家也是非常贫穷，不然不会是个压箩石。
由于娘生性勤劳、灵动，帮助奶奶把家务打理得井然有序，所以，等到她十六岁刚满那一日，奶奶说：金秀，大哥二哥随你挑，弟弟没成年就算了。
奶奶生了三个牛高马大的儿子，个个威武帅气！要说最帅莫过于我父亲了，一米八五的高个，头发三七分。娘听奶这么说，羞得躲到灶台边去烧火。
后来的几天，奶奶故意不提那事，娘心也乱了套，一天天就一个人呆在天井里看天，看鸟儿飞，看云儿变换着颜色。
只有奶奶知道娘的心思，隔了几天才把娘叫到房子里说，你喜欢谁就告诉我吧。沉默了很久，娘的手心出了汗了，鼓足勇气对奶奶说，我要老二虎振。后来，虎振就是我父亲了。
革命如火如荼，父亲读了几年滕家义学，算是有文化的人。由于工作积极，很快入了团，入了党。
在党的培育下，父亲已成为一个基层骨干。娘为父亲裁了中山装，买了钢笔，插在上衣口袋里。公社开会的时候，父亲就穿着中山装插着笔去，开会了便拿出笔来慢慢地记。
天气热，父亲往往把中山装脱下来披在肩上，为了更加凉快，又把手叉在腰间，以便通风。早期革命干部的形象，我父亲都具备了。
娘见父亲如此倜傥，分外自豪。
后来奶奶把娘和父亲分了家，娘更有了奋斗目标，第一把父亲打造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干部，第二为父亲持家生孩子。
父亲被调到县城，繁重的劳动全落到娘一个人的身上，让娘直不起身来。那时娘已经生育了我的三个姐姐，整天招呼孩子，还得腆着大肚子去出工挣工分，因为光父亲那点工资是养不起一家人的。
娘生我时，两天两夜了都没多大进展。我那里十里八乡的就一个接生婆，友好亲邻冒着风雪跟着接生婆去排队，家里又请神婆又烧油麻秆的，母亲还是一阵接着一阵的痛。
接生婆终于来了，我在娘的痛苦中诞生了。接生婆告诉娘，生了个小鸡鸡。娘被扶起，看了看我，然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家里第一个要告诉的人当然是父亲，当陈七奶奶捆了棉袄、打着油布伞冒着风雪去了县城告诉父亲时，父亲当时还不信。
父亲被叫回家时，见到的终于是个儿子。父亲从此在院子里昂起了头，叉着干部式的手走路，直接在整个大队或公社转一圈，也还不解心中兴奋劲，革命终于有了接班人！
接下来，娘又生下了我的弟弟青山，家里更是一团和气。
不久后，父亲被调回大队当书记，工作更忙了。
父亲白天有时陪着公社来的人下到各生产队调研，我在很远的地方会见到父亲在稻田间一待就是半上午，查看禾苗生长发育情况、病虫害情况。晚上又组织基干民兵夜训，告诉民兵在瞭望哨如何观察敌情。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是大公无私的，为了大队，父亲是殚精竭虑的。
找县里物资局长买柴油机、发电机，让我村首屈一指地在官岭区用上了电。虽然每家规定用15W的灯泡，但似乎亮如皇宫了。我们陈家大院是四通八达的，自从有了电，大家把门全通开，我们这些小朋友这家蹿到那家，陈家大院分外光明了。
父亲如此努力工作，娘承担的任务也异常繁重，家里到生产队好远的晒谷场分谷，都是母亲心甘情愿地挑回来，脸上仍然笑成了花。
正值八月，烈日高照，村里建学校，已是中午，大家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父亲还背着缧，手从缧里拿出铁钉出来钉着学校厕所的椽条，争取当天下午把瓦盖了。
也许是过度劳累，父亲一阵晕旋，便从屋顶掉了下来。父亲痛苦不堪，后来知道摔断三根肋骨。
娘赶来了，她扶着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喂父亲喝水，等公社拖拉机过来，送他去中医院。
星期天，父亲给开车的叔叔搭信来，说想我了，要带我去县里见父亲，我自然很兴奋。
我虽然六七岁了，由于父亲的大公无私，家里经济相当困难，我连条短裤都没有，六月份还穿着破长裤。
下午，母亲用布包量了两升米，带我去缝衣社老李头那，只见母亲恭敬地把米悄悄放在凳子一边上，又悄悄地跟老李头嘀咕了一阵子。这是公社的一个缝衣社，大概有十几个师傅在认真缝衣服。见我和母亲进来，没引起注意，老李头拿起把尺在我屁股上转了一圈，便叫我们天黑时过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把我叫醒，给我穿上短裤，我感觉到没穿裤子似的，既似自在，却觉不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短裤，似乎我的脚长高了许多。
家里一直经济不宽裕，父亲养成了顾公不顾家的习惯，义气当头，哪怕家里杀一只鸭，他都会叫上一大桌来吃。而我和姐姐弟弟们坐在门槛上等大人们吃完，可往往很失望，连盛菜的碗都被大人们和饭了，难得剩下汤汤水水。
娘和我们就到坛子里摸酸豆角吃饭。
娘是累的，等大姐能帮着干点活时，大姐又嫁人了。
娘对我说，等你长大了，家里就好了，娘盼着你长大。
我是走二十几里路到常宁四中读高中的。娘每到周六的下午，便牵着牛在后头岭上盼我回。看到我了，就会大声地喊，儿呀，饭在饭箩里，你装了吃饱。有时遇到下雨，我回来得晚，娘就会坐在石头塘边等，等得我泪流满面。
终于，我也没考上大学，也没为家带来好，倒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十月份走进了军营。娘说，儿呀，走吧，走得远远的，走远了才有出息。但我还是没留在部队，依然在尘土飞扬的烈日里，回到母亲的身边。
等到改革开放的深入，等到我到城里闯荡人生，等到我混到有模有样时，娘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头发白了一半。从此，我反对父亲再去种田，我反对父亲再去养鱼。
渐渐的，娘把衣服穿得整洁了，头发在“飘柔”的洗涤下也清楚了许多。后来每年逢年过节，父母生日时，我们小字辈都得回家来吃饭，听接近九十岁的父亲在桌子边唠叨。
我父亲与母亲幸福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