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升霞
1968年12月22日，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我和同学们一样积极响应，写下了决心书，随着衡阳市一中大部队一同来到衡东县栗木公社插队落户。
到了队里，村民们听说来了知识青年，都到晒谷场来看我们。因当时没房子住，暂住在农民家里。我哥哥被社员领走了，只剩下我和前来送行的大妹妹。队长说：“你到清明家住吧。”
跟着队长来到一栋土砖盖的房子前，敲敲门，开门是位老妈妈，个子不高，很瘦，穿一身黑色粗布衣，花白的头发，一张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队长说：“安排知识青年来你家住。”老妈妈立马喜笑颜开，忙拉着我的手说：“妹子，屋里坐，屋里坐。”我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老妈妈很羡慕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我有个儿子，今年23岁，原来当过兵。儿子很孝顺，在部队时每个月都寄5元钱给我零用。”还说，儿子退伍的钱都给她买了“老屋”。
正说着，只听门“吱”一声开了，进来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一身天蓝色军装，虽没戴领章、帽徽，却依然有军人特有的风度，英姿飒爽，浓眉大眼，高鼻梁，散发着青春的活力。我说：“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清明大哥了，今天打扰你们了。”他说：“别客气，出门在外，互相帮助。”
不一会儿功夫，进来十多个社员，坐的坐，站的站，把小屋挤得满满的，都是来听清明哥哥讲他当兵时的故事的。
天不早了，大家都走了，我说：“大哥，你睡哪里啊？”他说：“一个单身汉，哪里都能凑合，睡仓库吧。”夜深人静，宾客散尽，我仔细打量这间小屋，灯光昏暗，一张床就占了大半个屋子，床是那种老式床，还是新买来的，上面镶了玻璃，玻璃上画了各种花鸟图案。赵妈妈拿出一床新棉被给我们，那是一床新里新表新棉花刚弹好的棉被。我们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和妹妹说：“怎么能睡在一个未婚男子床上，成何体统？明天赶快换个人家！”于是，第二天，队长给我换到了一位伯伯家里，一住就是三年多。
我们刚下农村，什么都没有，没锅没灶，连碗都没有。队长就安排我们在农民家吃饭，一户一天。我们就这么一家一户轮流吃饭。我们朝气蓬勃，年轻力壮，整天白吃白喝，无所事事，我们还要大有作为呀！我们主动请缨，要“工作”。队长说：“现在是冬季，农民也没活干，这样吧，你们搞宣传吧，就是在每家每户的墙壁上写毛主席语录。”这个工作很适合我们。
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带领生产队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教唱革命歌曲。我们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晚上就在大队部演出。大队部离我们六队还有半里多路，虽然说对面就能望见，但是天黑，都是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天晴还好，下雨天就要小心了，雨水积聚，泥泞不堪。有一次，我只觉得脚下一滑，没站稳，就掉水田里了，那狼狈相就不用说了，摸了半天才找到鞋子。清明大哥每次演出后，就紧跟在我左右，下雨天路滑，他就拉着我走。有他在身边，我总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每次演出，他只唱一首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慷慨激昂，底气十足。
清明大哥和我哥哥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谈理想谈未来，他说，想进工厂当工人，他要给妈妈幸福的晚年。他说他妈妈太不容易了，由于家境贫寒，没钱治病，他前面的兄弟姐妹都夭折了，母亲快五十岁才生了他。我们插队时，他母亲已七十多岁了，不但为人善良，也很勤快，种了很多菜，喂了一大群鸡，每次杀鸡，都喊我们去吃。
我记得我第一天出工是“刨草皮”。初次上阵，我当然要表现一番了，干活特别卖力，每次都把箢箕上得满满的，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就像扭秧歌一样。也不知是箢箕质量不好，还是挑物太重，我竟然挑坏了两担箢箕。这时清明大哥上前说：“像你这种挑法，你一天挣的工分还不够买两担箢箕，你要少挑点，多走几趟。”他说的是大实话，两担箢箕是一块五角八分，我一天工分刚好凑个零头。
春去秋来，眼看年关将近，大队、生产队都开始开年终总结分红大会。那天晚上，生产队会计家里坐满了人，都在等待分红。会计一个一个点名，社员们兴高采烈地拿着分到手的钞票，吐一点口水在手上，一张一张地数着。最后轮到我了，可是会计一算账，我倒欠生产队二十四块五毛钱。最后，是清明大哥拿自己的钱帮我还了。
清明大哥倒是大方，说，钱不要还了，每天记得喊声“哥哥”就行了。每天一见面，他就说：“你今天还没喊我哥哥哦。”我欠了生产队的钱，还每天欠他一个“哥哥”。有一天，我肚子疼，也没心情做饭，躺在床上望着黑糊糊的屋顶发呆。清明大哥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站在门外，未曾开言先落泪：“你们知识青年太可怜了，父母不在身边，有了病也没有亲人照顾……”几乎是声泪俱下。我也心软了，好像肚子疼不是我而是他。我说：“那你进屋吧。”从此，我们无话不谈，但是声明不是谈情说爱。
一年后，我哥哥招工进了工厂，清明大哥也进了国营企业。我一个人留在农村，感到十分寂寞。清明大哥星期天回家，看到我水缸里没水，他帮我挑满水，米缸里没米，他帮我装满米。
1971年8月，我通过体检招工到“中国电信”。正当我准备去报到上班，在公社迁户口时遇到了麻烦。公社负责人说：“你要交公粮，才能迁户口。”我说：“多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共计168斤谷。听起来倒是一个吉利数字，但是在当时对我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清明大哥听说这事，二话没说，就把他妈妈仅有的粮食替我交了公粮，解了燃眉之急。我说：“你妈咋办？”他说：“我每月从单位背米回来给母亲。”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清明大哥还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妹妹，你今天走出这个大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哥哥替你高兴。自从你下乡以来，至今整整三载，田间地头都洒下你的汗水，坎坷不平的乡间小路上，留下了你的倩影。三年来悲欢与共，真是难舍难分，使我心神不定，从今后再也看不到你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你的歌声。曾经手拉手走过的田间小路，月下池塘边，风吹小树林，现在也只能形单影只，一人徘徊，平添了几份惆怅，暗自神伤……”
看了这封信，回想起三年来患难与共的情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那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吧。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1973年6月l日，我们领取了“奖状”式的结婚证书，至今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五十年。
退休后，我俩没留在繁华的城市，而是住在曾经工作过的茶山坳邮电支局老房子里。我们在家属院里种上各种蔬菜，还种了各种果树，辛勤劳作，打造了一个小小果园。果子成熟季节，我们邀请同学、朋友、兄弟姐妹们都来品尝劳动果实，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兵哥哥”。他也很卖力，搬梯子，拿着钩子给大家摘果子，合影留念，好不热闹。大家的相聚，成了邮电大院里一道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