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艳
人的一生里的很多事情一旦成了过去式，便总会有很多回忆黏上你，哪怕是丑事恶事，事过境迁了，改过自新了，也会有泉水一样的东西，汩汩地从你的思想深处冒出，滋润一片土一粒种子，长出新的芽儿叶儿花儿果儿。
那一年，我高考落榜回到村里，沉重且脏兮兮的劳作让前途比黑锅灰还要暗黑。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你：上天不行，下地不得，唯有在刀尖上痛并熬着。
一日出工，在队长敲响铁片钟后，大家拿的拿铁锄、挑的挑畚箕，又到禾场上集合。队长满是关怀地冲我走了过来，说，手上打血泡了吧，拿笔的手突然拿锄头都会的，记工员干不？每月补你一百分！
我都怀疑自己听错了，因为我的脑海里一下就闪出了算半劳力的我早、上、下全勤也不过一百五十分，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但事后发现，这并不是件轻松的活，现在回忆很愉快，那时其实一般般。
首先，记工分靠嗓子喊，往往喊痛了嗓子才能把大家喊个听见，人到齐更需要七等八等，即便如此，来的人也还是拉羊屎一样，东一个西一个的，稀稀拉拉。整个一队人的工分，记下来没两三个小时不行，至少在时间上就不比干一下午的农活时间短多少了。
更有甚者，记错了，记漏了，还得挨骂，甚至引起吵架。记得有次，有人记工分时没来，我就随便问了大家，有没有谁见到某某某出工了，当时至少两人说没见着，我便在当日的一栏里打了叉记了0分。第二天晚上，那人来了，当发现记分簿上自己的前一天工分为零，不由分说地一掌拍在桌上，指着我的鼻梁骨就呵斥：队长派我去大队开会，难道不算工吗？
正当我也要起高腔与那人对干时，队长来了。他说，情况属实，并赶忙承认他一时忘了，是自己的错，才把事情平息了。但这事对我后来如何记好工分产生的影响巨大。
我找到了队长，对队长说，我想改进一下记工分的模式。队长说，怎么改呢？我便一二三四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队长当即表扬肯定了我，还说，好，很好，就按你的想法办！
于是，第二晚记工分之前，我把自己改进的记工分流程以文字的形式宣读并张榜出来。其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时间为每晚的20点到22点，不得缺席，不得迟到；二、不准请人传话代记工分，否则，漏记错记后果自负；三、记工时直呼其名，娘娘婶婶伯伯叔叔易造成混听；四、加工分减工分由队长决定，记工后不再更改。
尤其是第四点，队长特别赞赏，很多出工不出力的人，或者故意迟到早退的人，都一改恶习了。
但没多久，嘲弄我的人便接踵而至，因为我不熟练算盘，一般的加法，还没有把课堂上学的全退给老师，但减法和乘除法就口诀都不会背了。后果是，我的记工守则居然遭到了抵制，他们的理由是我没什么了不起，不会武功还想当武大王，怎么可能呢？还是队长好，他再次找到我，并安慰我说，不怕，跟我学，保你一个月就会，你就是我们队上的秀才。
队长居然要我跟也学珠算，我很是惊讶，因为我听人说过，记工簿上的字，他可是没几个认得出来，能认得出来的还是扫盲班上扫出来的。之所以大家选他，是因为队长是单身工，他所有的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所有的精力都可以用到队上。后来证明也确实是这样，所以才个个信服他，年年改选，年年是他。后来干脆选都不选了，反正也没有工分补助，还得带头干苦活脏活累话，谁愿意啊？队长看出了我的惊讶，说，我跟书记学的呢，我怕大家乱算工分蒙我。我终于想起了他每晚带在手中的算盘，原以为只是好玩呢。
我确实也只是跟队长学了一个月，珠算加减乘除便基本上会了。接下来又遇到了新问题，就是出工的一些项目不知怎么写了。比方，积肥挖的坑，种豆挖的坑，土话叫打凼，我是从上一记工员那里知道写法的。比方，插秧叫莳田，锄草叫抓田，施肥叫淋淤。后来，我一概改成了普通话，就保留了抓田的土话，因为土里的活也有锄草，那么就容易混淆了。而且我自认为这抓田的说法特有韵味，田长草了，痒呢，抓抓，不长草了，便安心长谷子了。村长又表扬我，还是喝墨水好，并说，要先培养我当会计，再让位让我当队长。我只是心里笑，本想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又想如今麻雀都不是，还志什么志呢？我记工看中的是有一百分补助，不然呢，只怕再请我记工都不会来。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加快了我要成为“鸿鹄”的节奏。
那日犁田，掌犁的在完工后，按往常都是要把牛赶往鱼塘洗个澡的，但那日，掌犁的没有，并任由牛自个儿回了牛栏。犁了一天的田，回栏的牛是能得到薯藤吃的，但这回，牛栏里空空如也，有的只是牛前一天拉出来的消耗品。直到天黑，辛苦了一天的牛，肚子还是呱呱地叫。半夜，估计牛忍无可忍，自个儿上山了。牛就这样越走离队越远，入深山越深。
直到第二天再来牵牛耕田，人们才发现牛不见了。队上耕牛本就只有三头，很吃紧，这走失一头，就只能依靠更多的人工拉犁了。队长便停工一天，让全队人上山找牛，遍地问牛，不见牛踪。第二天又找了一天，范围扩大到十公里，但还是一无所获。第三天记工分，队上人哗然了，一致要求扣罚当天犁田人一年的工分。工分可是保活命的呀，犁田人嚎啕大哭。队长心软了，说，扣罚肯定是要扣罚的，不然不长记性，但人家老婆还有病呢，再说他平时出工也从不偷奸耍滑，就扣我一年工分吧，我也有责任，我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几乎所有前来记工分的人面面相觑。也有人担心说，反正有你队长顶，再掉呢？队长说，不会了，我一定会天天查栏。
这事，一般人过了也就过了，但我过不了，就像火烧过留下的疤，死死地烙在了我的心里。我屈指一算，记工分补助一百分共一千二百分，全年一天不病不休共一千八百分，全年总计三千分，按上年三毛钱十分工计收入，得九十块钱，如此收入！怪耕牛负气出走上山吃草吗？
所以，几乎耕牛出走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心里寻思：我是不是也应当出走了？
恰好在这个冬天，征兵的来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队长。队长先是惋惜地长叹了声，接着说，大有作为的天地只能收入三毛钱一个工，耕牛都嫌了呢。去吧，我跟民兵营长说一声，给你报名。
就这样，十八岁的那个冬天，我终于穿上了绿军装，别了家，别了生产队，成了一名军人。
如今想来，我除了感谢队长的种种关照，还非常感谢那头负气出走自己上山寻草吃的耕牛，要是没有它的勇气鼓励我，兴许后来我还真接了生产队长的班，因为那时我已对会计很感兴趣了，并想，一步步来，到大队去当个有头衔的官儿也不是不可能的，什么鸿鹄之志？首要的是活命啊！
那一段记工员生活，确确实实成了我最值得回味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