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利

　　篆刻是中国古老的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的是，时至今日，“古意”仍是篆刻是否具有“高格”境界的重要基因。但篆刻不能止于模古，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仍是它生命价值所在。“古”在篆刻创作中，不仅是由字法、章法、刀法、钤印法等综合要素形成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一种永恒的生命意识和高古的精神格调。

　　中国人认为自然万物的生成，取决于“阴阳之开阖”。《周易》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抱阳。”世界万物无不以阴阳相合的形式而存在，阴极而生阳，阳极而生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种阴阳运化的表现形态，代表了宇宙生命变化的基本规律。我们在摹刻古代印章过程中，体味到古时印人运用阴、阳文形式，发乎性情，创造出千变万化的艺术生命境象。印面上阴（阳）线构成有象有形的“实”和留朱（白）生成无象无形的“虚”之间，相互生发、彼此衬托、相映成趣，构成气韵生动、意象充盈的整体气象。这一整体气象既涵蕴着阴阳互化的生命意识，又体现出气势沉雄、神韵流动、意境浑成的内在精神格调。这种生命意识和精神格调，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气质和审美生活。

　　“新”是篆刻艺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追求，求新是篆刻创作之魂。“新”从篆刻史和篆刻艺术创作的立场去理解，一方面是建立在传统印章的字法、章法、刀法、钤印法等基础上通与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篆刻艺术家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时代审美特征相结合的新颖呈现。“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只有深入印学传统，深刻理解中华美学精神，注重传统文化，特别是诗书画的滋养以及时代生活的大潮所激发出的创作激情和艺术灵感，才能将丰富的传统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实现篆刻艺术的创新发展。

　　古文字是篆刻成为一门独特艺术的根本要素。我国古代神话中有“仓颉造字”的传说。汉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独特的形态美。东汉许慎在《周礼》基础上，将汉字造字法归纳总结为“六书”，使汉字的形成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意蕴。古人最早在创造象形文字时，以天上的星宿、地上的山川脉络、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为对象，描摹绘写。因此，汉字造型呈现出宇宙生命的万千意象，蕴含着天地造化的神秀灵气。

　　“有与无”“虚与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内容。老子“无之以为用”的思想，对中国书画艺术创作“有无相生”“以虚运实”“抟实为虚”的理论有重要影响。尤其在营造画境方面，画家特别注重“虚”和“留白”。清代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对于篆刻创作来说很有借鉴意义。我们在设计印稿时，不仅要考虑文字之间“字字相亲，笔笔顾盼”，还要观照无字、无笔处虚灵的空间，力求达到“境生象外”的艺术效果。

　　“风格即人”，艺术新风格是人格的投射。篆刻家创作个性的发挥是篆刻艺术创新的前提。篆刻作品能否体现鲜明的艺术个性，彰显篆刻家的主体精神和性情风骨，是艺术成败的关键所在。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的篆刻艺术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吴昌硕崇尚古意，他博采众长，合宗古今，创造出字法浑穆渊雅、边栏残破苍朴、章法新奇多变的独特篆刻形式语言。个性化的篆刻形式语言是由特殊的字法、刀法、章法形成的。齐白石以《三公山碑》富有张力的字形结体作篆法，以单刀入印，一味霸悍，冲刻出雄强恣肆的直线，构成奇崛生动、险峻宽绰的章法，显露出“胆敢独造”的大匠气派。

　　个性化形式语言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是由篆刻家长期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道德品行、创作经验所形成的。篆刻艺术所表现出的雄浑、散澹、豪放、静穆、古雅、清新……也是篆刻艺术家性情、学养、抱负的最直接反映。篆刻家必须勤于创作、广泛学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平。

　　印虽方寸，自有天地，在乎文字形态、在乎布局气象、在乎刀笔精神、在乎天性意趣、在乎意境独造。篆刻艺术的学习与创造，需要“与古为徒”，尚友千载。篆刻家在潜心研究传统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体味其性情风骨，濡染其文化精神，领悟其生命境界。如吴昌硕攻石鼓文数十年，“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篆刻家既要继承传统，遍临古典，聚沙成塔，更要敢于突破传统篆刻印式的疆界，在创作实践上随兴所适，创作出具有传统意蕴和时代气息，并独具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