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一天，我陪同发小阿湘游玩了萱洲古镇和花果山，回到衡山县城已是夕阳西下。

　　阿湘阔别衡山二十五年，一路上对乡村美景很是讶异，赞不绝口。于是我顺势说出了在心里埋藏多年的愿景：一起到湘江河边看过河码头。他略为一惊，继而应允。

　　衡山衡东，咫尺为邻，湘江为界，隔河相望。很长一段时间，过河码头成了人们出行的中转场，商贾云集之地。光阴似箭，时过境迁。现如今，过河码头俨然成为一个时尚的江景广场。宽阔的地面铺就清一色的上等麻石，花草争艳的绿化带与汩汩流淌的江水相映成趣。一些船只或在江上悠悠而过，或在广场旁边打盹憇息，不时发出清脆的汽笛声，宛若一幅美妙的风景画。

　　面对如此靓丽的广场，阿湘一脸茫然。于是我带他来到广场一角，我知道这里几只停泊的轮船后面有一条被遮挡的水泥墩船。船体不大，破旧不堪，几块似曾相识的木跳板搭在上面，与高悬在船顶上褪了色的“衡山轮渡”四个大字惺惺相惜。在我看来，这条墩船是过河码头留下来的唯一印记了。

　　阿湘很快就看到了墩船。蓦地，他略为沧桑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双眸闪闪发光。

　　我和阿湘小时候就住在过河码头附近。每天晨曦微露，“呜呜呜”的汽笛声此起彼伏，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然后滚起身去学校，读书从未迟到过。过河码头成了我们晨起的闹钟。 放学回家时，我俩总要结伴去码头看热闹。不像现在，孩子们可以拿着手机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那时码头过往乘客多，他们踏着第一块木跳板，晃悠悠地到一个小墩船上购票，再踏着第二块木跳板晃悠悠地到大墩船上等船。轮船刚一靠拢，人们就争相跃上。一些顽皮的孩子经常心血来潮搞一些恶作剧。他们佯装成乘客在木跳板上走来走去，趁乘客不备就用力蹦得木跳板剧烈摇晃，胆小的乘客吓得抱住两旁的钢索不敢乱动，喊爹叫娘，惹得众人笑弯了腰。中学时代，每到夏天就结伴在过河码头附近玩“量尺”的游戏。所谓“量尺”就是现在的自由泳。看谁先“量”到墩船上，前三名的胜利品是一根五分钱的白糖冰棒。很多女生也前来助威，于是参战者浑身是劲，奋力拼搏。那时，我和阿湘个头略高，冠亚军总是由我俩包揽。女生们的掌声让我俩得意好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过河码头十分兴盛，外出经商者比比皆是，去南岳祈福的更是络绎不绝。各种车辆齐聚码头，车主争先恐后地叫喊：“南岳！南岳！去南岳的坐车啰！”码头通向墩船的石板路两旁也冒出了许多摊位，“卖葵瓜子哟！”“新鲜的茶叶蛋！”叫卖声格外响亮。

　　那时我已参加工作，是单位的业务骨干，经常出差开会，也就真正体会到了过河的不易。那个年代没有头等舱之说，好不容易排队上了船，舱内也是水泄不通。一到夏天，柴油、狐臭和腥味混在一起直刺鼻孔，让人喘不过气。过河虽难，但人间烟火尽在眼帘，其乐融融。

　　有件事最让人难以忘怀。随着码头人满为患，码头和轮船上不知咋的冒出了许多“扒”。面对这个隐患，乘客们自觉配合公安联防联控，演绎了许多与“扒手”斗智斗勇的故事。阿湘对此最为刻骨铭心。那是九十年代第二个春天里，我和阿湘正在码头买东西。阿湘眼尖，发现了两个可疑人正相互掩饰，一个贼溜溜的察看四周，另一个悄悄地跟踪一位姑娘，随后把手伸向她的手提包。阿湘似离弦的箭冲了上去，一把抓住了那双黑手。我也毫不胆怯，和阿湘一道赤手空拳与负隅顽抗的两个“扒手”搏击，最后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将他们制服。

　　阿湘也因此赢得了那位姑娘的芳心，如胶似漆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姑娘的父母认为家在衡东，交通不便，坚决反对他们交往下去，俩人被迫分手。阿湘沮丧的心情无以复加，真正佐证了一句经典名言：有码头就有江湖，江湖充满爱和恨。

　　屋漏偏遭连夜雨。不久，阿湘又因单位改制成了下岗职工。双重打击让他对这个城市心灰意冷，之后悄无声息地去了广州。阿湘从小就很灵范，在广州做起了贸易混得风声水起，不到三年就把父母接去广州重新安家。

　　岁月匆匆如过眼云烟。后来，衡山终于有了心仪的大桥，县城有了美丽的沿江大道；再后来，高铁神奇地开到了家门口。可当初走得那么毅然决然的阿湘，在二十多年里终究未踏上故土半步。这次是衡山县一本宣传乡村振兴和扶贫的刊物《山农通讯》成就了他的回乡之旅。因为我是特邀编辑，常把电子版发在朋友圈，里面精彩纷呈的乡村美景拨动了他尘封已久的思乡之弦。

　　美丽的夕阳把江面照耀得金光闪闪。时髦的大妈们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广场上，伴随欢快的音乐尽情律动。此时此刻，祥和的氛围让阿湘有些激动，双眼显然湿润了。我豁然开朗，过河码头其实一直存在，只是换成了另外一种绽放光芒的模式罢了。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