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屋”，是我们湘南农村的土话。顾名思义，就是灶所在的屋子。

　　昔年农村，煮菜做饭烧的都是茅柴稻草。在一间房屋里截一个角落，用大土砖盘二三口灶，灶门口摆一条长板凳，再在凳后墙旮旯里堆放柴草。这个所在，就是我们农家一日三餐的灶堂，这间屋子也就叫灶屋。

　　那时候，家家户户房子少，这灶屋并不仅仅只是用来煮菜做饭，还在里面放张桌子吃饭，或供小孩子读书作业。有的人家甚至“半边火炉半边床”，连卧室都兼顾了。

　　派了如此多用场的一间灶屋，肯定是非常的逼仄了。那么，灶屋里放电影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一年想看场电影，那可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记得我看的第一场电影，是跟着奶奶到县城走亲戚，在大街上看的。放的什么内容，记不得了。但是，黑白，而且还是无声影片，这是肯定的。从此，电影就融入了脑子，让我魂萦梦绕。幸而渐渐地，居然有很多场合让我再看到了“电影”。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自家灶屋墙上的“电影”。

　　我家六口人，只有二间半屋。父母带弟弟住一间。砌了关鸡的鸡莳，再放箩筐芋箩簸箕锄头耙头等农具，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又占半间。我和奶奶，只能住到灶屋里了。

　　灶屋乃土砖所砌，内墙用泥巴拌谷壳打了底，因年代已久，加上烟薰火燎，四面墙便呈现出犹如父辈们黄里透黑的脊背的颜色。那时候，吃的是生产队工分饭，傍晚了大人们才收工。回来后还关鸡喂猪，去自留地给种的蔬菜淋水施肥，然后才弄吃的。待饭菜端上桌，天全黑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朱公塘还没用上电，一盏煤油灯在风中摇曳着微弱的火花，就放在餐桌上，一家人都围着吃饭。

　　突然有一天，就在这样的场景里，我居然在吃饭的过程中，在自家的灶屋里看到了“电影”。

　　煤油灯光虽然昏暗，但毕竟还有亮光。它的照射，将所有人的身影扩大，再投放在四面墙上。无论我们伸筷夹菜、端碗扒饭，只要身子稍微摆动，这所有的动作全在墙上显示出来。看两根细小筷子在墙上变得如烧火铁钳一般粗壮，且一张一合，滑稽无比，简直比我先前看的黑白无声电影还要精彩。那一次，我看呆了，手里的饭碗掉到地上摔碎还全然不知，直到脑壳上挨了母亲二力坨指，吃了痛才从“电影”的梦游中回来。

　　当然，“电影”不仅仅这些。那时候一到冬天晚上，周家院子德贵来朱公塘说书，是让我最是欢喜的。他是父亲在大队经济场的好友，常被拉到家里来玩。德贵读过不少古书，久而久之就被人怂恿着说书讲故事。他就坐在饭桌边，被一帮坐在板凳上的人众星拱月，我和四五个大人则在我的床上捂被窝，十几条腿伸在里面，暖烘烘的。

　　被挑长了灯芯的煤油灯，在饭桌上努力地发出比平时更亮堂的光。我一边听故事，一边神奇地看着四面墙上晃荡不定的脑壳投影，听书的那份欢喜，就越发浓郁了——这分明就是一场神奇的有声电影啊！再后来，德贵开始学习打渔鼓，一板一式全在墙上“放映”出来。他唱的丫环、小姐、公子、员外，甚至是神仙、妖魔等等，我都能凭着想象，从墙上“电影”里找出对应的图像。

　　从此，这便成了我独自的保留节目。即使德贵不来打渔鼓，每天晚上我仍是有得“电影”看，而且总是在那吱吱呀呀的轻音乐中，安然入睡。

　　这是奶奶为我放的专场“电影”。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晚饭后，奶奶都要纺棉纱。一架纺车摆在煤油灯前，她左手摇动竖立的大转盘，右手两指夹一白猫尾巴似的棉花条，一伸一收来回往复。慢慢地，棉花条变短变没，纺车上的纱棒子却一层层变臃肿，仿如一只白色的奇大枣核。这一切的动作，连同那时长时短的细纱线，都被放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然后映在身后墙上。而纺车被摇发出的“吱呀吱呀”声，就是这场“电影”美妙的背景音乐了。听着听着，我就进入了梦乡。数十年后，再听舒伯特《小夜曲》，我总是想起奶奶纺车摇出的旋律。

　　再后来，即便是一个人在家，我也能凭着自己发现的“电影”，自得自乐。我用一双小手，在屋子墙上“演”出小猫小狗各种动物，还有自己见过的独轮车、犁耙之类各种东西。那份快乐，深植于心，不仅让幼小的我不会苦寂，甚至滋润了我整个的人生。早些年，我在东莞做一份普工，经常用电轮打磨一种生锈链条，于那凸凹不平的磨面色差中，总能看出高山流水、飞禽走兽的图案。每当此刻，便沉浸其中，心如止水，波澜不惊，我诗意地称之为“聆听花开的声音”。现在想来，这与我童年灶屋上看“电影”的经历，似乎有着某种“血脉”的联系。

　　前不久的晚上，去一朋友家做客。主人小女儿缠着我讲故事，我就说了这个灶屋墙上放“电影”的故事给她听。

　　没想到的是，小姑娘居然不相信。她环顾了四周墙壁，对我大声说：哼！你骗我。看，哪有电影？是的，白晃晃的墙上，无论哪一个方向，都没有我们身体的投影。我看看头顶天花板上众星拱月似的二大数小的灯们，再瞧瞧四面雪白的墙壁，整个房子就仿如一个巨大的发光体，身置其中的我们，哪还能找得见自己的影子呢？

　　看着一脸憧憬又显得有点茫然的小姑娘，我不想为自己的“骗”去辩解。

　　我只是说，长大了，你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