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城市英雄》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分为四个篇章，分别为《今天花价多少》《老板娘》《友谊小船》《窗外》，现分篇刊登。

　　“今天花价多少？”我将我在花店后面的花房里挑好的一打“戴安娜”，放到收银台。 

　　收银的人把头抬一下，看看我拿的是什么花，然后低头翻台面上的记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了当天到店的鲜花的进货价。她查到那一页，抬头说：“今天戴安娜是45块。” 

　　我付账时，一旁正在插花的花艺师放下手中的活计，用那只戴着布手套的手抓住我买的那束粉玫瑰。“要打刺吗？”她动手前不忘问问我。得到我“不用”的回答后，她扯出一张透明玻璃纸准备打包。 

　　“等下。”另一个比她年长点的花艺师示意她停下，“上次不是还有那种外文报纸图案的包装纸吗？去拿，用那个外面再包一层就不扎手了。而且配单色花,拿着也好看。” 

　　于是，两个女人窸窸窣窣拆开原包装的白色吸水纸，一层玻璃纸再一层硬包装纸地将玫瑰花束包好，再随手给花束扎上一根麻绳，然后满心欢喜地交到我手里。我临出门时，他们还不忘嘱咐：“玻璃纸里面蓄了点水，你不急着回家的话，还足够保鲜。”

　　我退出门，一只手拿着我的花，笑着点头感谢，然后，慢慢走路回家。 

　　等红灯时，换了只手拎花，突然有了一种身在云南、像买菜一样买花的错觉。 

　　我没有去过云南。我只在十五六岁时，曾听我最小的姑姑说过她十六七岁时对云南昆明的向往：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是一座开满鲜花的城市。云南大学是姑姑她那个年代的人心目中的双一流高校。但高考失利，被老师料定“云南大学可以闭着眼睛上”的姑姑只考上了衡阳师专。

　　我是在姑姑姑父乔迁新居后的那个暑假，与姑姑打地铺睡在她新房的木地板上，听姑姑聊起这些的。

　　记得姑姑姑父乔迁家宴上，爸爸给他们敬酒：“祝贺你们，白手起家，在30岁的时候就有了一套靠近医院、学校，位于市中心的100平米的房子。”爸爸回头看看我妈妈，继续对姑姑姑父说：“我和你嫂嫂30岁的时候，还在两地分居吧……你们啊，比我们要强。”“我们，都还是以哥哥嫂嫂为我们的榜样。”文质彬彬、驾着一副金边眼镜的姑父接过爸爸的话，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小窝窝。

　　回想起敬酒的场景，我问姑姑，你跟姑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莫非，你们小时候的事情，你不记得了？姑姑惊讶地睁大眼睛。

　　小时候？小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会不记得？听妈妈说，那时姑姑要去实习，已经参加工作的姑父过来送一块手表，那是我们家人第一次见到姑父。那时姑父来见姑姑，姑姑不是带着我，就是带着我弟弟，要么就是把两个人都带着。

　　吃的什么、玩的什么，我们都忘记了。只记得姑父为了哄我们，也不知给我们买了多少米老鼠唐老鸭的不干贴。跟姑父玩熟了，我就扒拉着姑父眼睛瞧，问：“唐叔叔，你眼皮上怎么有个红色的点点啊？”姑父一笑，两颊笑出两个小窝窝，他告诉我：“我这是个小灯泡。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的小灯泡就亮起来，不要开灯也可以看书。” 

　　呵呵，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和弟弟才是姑姑姑父的小电灯泡。 

　　姑姑和姑父大概是改革开放后最先懂得浪漫的那一拨人中的一员。

　　记得我七八岁时，晴朗的秋冬之际，跟着姑姑外语系的同学去野餐，我把佐餐酒当作汽水喝，喝得歪倒在铺着野餐布的茶树林地。迷迷糊糊中，瞧见姑姑和同学们往一个啤酒瓶子里塞字条。那大概是他们写给十年后的自己的话吧。他们围成一个圈，一起握住那个瓶子，姑姑赶紧抱上醉熏熏的我，让我也加入他们的队伍。大家喊着“一二三——”，那个瓶子就被抛到了我看不到的地方去了。

　　中山北路走私街买20块钱的裙子、路口的冷饮店要两杯冰咖啡坐下来边喝边吹冷气，姑姑带着我出去走的是这种路线。而到了姑父那里，是下班后一辆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一路溜到三塘，去逛三塘老街的“冒险”。至于姑姑和姑父过年回老家，没有坐到班车，搭上农民的拖拉机晃荡着回家的经历，在他们两个的描述里，都是一种开心的经历。姑姑把一条挡灰的丝巾往头上一系，就被姑父拉上了车。

　　至于表达爱情的玫瑰，更像是一种仪式。姑父不能免俗，像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注重这种过年过节的仪式感，一送就是喜欢送一大把。不像我们这一代，看淡年节，更在乎每天花价多少。

　　记得我还在读高中时，突然不流行送一大把玫瑰了，流行送一朵玫瑰表示“一心一意”。有次去姑姑家吃饭，我刚进屋就发现家里显眼的地方有一枝玫瑰。我才“啊”出声，然后准备对姑父突然也跟风送一朵玫瑰要发表看法，系着围裙的姑姑听到声音，从厨房里钻出来，先于我拿到那枝玫瑰，然后，再炫耀地递给我，要我闻闻它的香味。我一边闻，眼睛却一边滴溜溜地望向正和表弟在饭桌前临毛笔字帖的姑父。

　　此时，听到姑父幽幽地说：“如晚报所报道的一样，今年情人节玫瑰价格太离谱。我的荷包太瘪，只能买一朵，聊表心意。” 

　　姑姑与姑父结婚后,与我们同城而居，有事联系，无事各忙各的。时间一晃，我都成了别人嘴里的“姑姑”，姑姑姑父成了我女儿最年轻的“姑奶奶”“姑爷爷”。在我与自己喜欢的人微信分享位置，玩着在公共汽车上偶遇、然后一起去吃饭的游戏的时候，他大概不会知道，这个游戏，来自二十多年前姑父和姑姑两个人的创意。

　　我读初中时，住在先锋路职工大学对面的6楼。在职工大学门口有个2路车车站。下午妈妈在厨房准备晚餐时，我会到厨房隔着窗户玻璃看一会街景。特别是干冷的冬天，看着看着，与先锋路交叉的和平南路上，那些店铺的灯就三三两两地融成一片，勾勒出一条夜市出来。心头，就会暖暖的。有一次，华灯初上，我看到2路车上跳下来一个个子小巧的、穿藏蓝太空夹克的烟花烫的女子。我定睛一看，那不是姑姑吗？正纳闷，看到高高瘦瘦的姑父骑着辆男式自行车从和平南路慢慢游，慢慢游过来，掂着脚停在姑姑身边。姑姑看见了，麻利地跳上自行车后座。姑父把车头正一正，两人就径直朝着衡阳城边上的家去了。

　　这如行云流水的日常，节奏准确，步骤清晰，配合默契。以至于好几次早晨6点，妈妈也开始提醒我看楼下说，你还睡懒觉，姑父都带着姑姑到楼下等2路车，要过江去江东上班了。

　　有次，我刚好也起得早，耳中听到妈妈的唠叨，我就趴到窗户一看。人迹稀少的大街上，姑父刚放下姑姑，姑姑刚解下挡风的丝巾，两人正要道别。

　　我忍不住趴到窗台大喊：“唐叔叔！姑姑！”姑姑听到声音，抬头一看，随即挥舞着头巾，朝向我们。

　　特别是姑父，长臂轻轻一挥——“你好，嫂嫂。嗨！何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