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衡阳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婚调委”）调解室正式进驻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周年。

　　两年前的今天，市婚调委迈出的那一小步，却是全国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处理方式变革的一大步：首次将涉诉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立案前交由第三方调解，实现“诉调对接”。

　　市婚调委低调而生，自带使命。一般情况下，它并不显山露水，只有当某宗婚姻走到尽头时，它才会充当“和平使者”。即便不能让双方回心转意，也要化解心结力促好合好散，避免积怨日深酿成不可预知的事端。

　　尽管事关千万家庭，市婚调委的存在并不广为人知。但经过两年多时间摸索前行，它证明了自身价值：超过1000件婚姻纠纷得以化解。

   “如果早点有这样的调解就好了”

　　2016年7月，市婚调委成立。当时参与其中的，包括市妇联、市综治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后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加入。

　　市妇联副主席聂玉萍介绍，衡阳市婚调委在湖南是最早的一批。在全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的大背景下，其使命独特、任务艰巨。

　　“婚姻家庭纠纷，看似只是两个人的家事。但如果处理不好，也容易影响社会秩序。”尽管没有透露具体数据，但事实上，由离婚而引发的刑事案件，在全国媒体公开报道中并不鲜见。

　　市婚调委调解室调解员欧阳红芳的工作实践，也能印证聂玉萍的观点。

　　“一方要离婚，另一方坚决不肯；一方有隐藏的心理问题，被纠纷激发；甚至双方离婚后，一方见不得另一方比自己过得好，继续纠缠不休的。”欧阳红芳说，婚姻家庭矛盾表现形式多样，但上述任何一种，都很可能导致事情恶化。

　　2018年，珠晖区有一对夫妻闹离婚，男方不肯。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双方矛盾加剧。法院一审开庭后，女方召集人马，把男方痛打一顿，后者因伤在医院躺了一个月。这件普通离婚案由此衍化为刑事案件。

　　在离婚案进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程序后，审判长张华清、法官何闰英与欧阳红芳当庭进行调解。一番艰难的“情，法，理”引导和交流后，当事人总算放下各种恩怨和平签下离婚协议。然而，当男方愿意撤销对前妻的刑事诉讼时，司法程序已经不允许。

　　“男女双方当时在法庭上痛哭。他们说，如果能早点遇上你们这样的调解就好了。”欧阳红芳称，两个人都很后悔：男方吃了皮肉之苦不说，孩子母亲坐牢，会给孩子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而女方表示，她只是想离个婚，却要付出这么大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基层法院，还没有婚调委调解室进驻。

　　由于几乎没有成功模式可以借鉴，市婚调委的运行需要自己摸索。此前的2014年，衡山县被作为试验田进行了试点，而后在其他县（市）区推开。但各县（市）区婚调委调解室只设在民政部门。

　　市婚调委调解室主任、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唐为说：“离婚只有两条途径，一条通过民政部门，一条通过法院。相比之下，通过法院诉讼离婚的，往往意味着双方矛盾更激烈，更需要调解及时跟上。”

　　2016年11月30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婚姻家庭纠纷民事审判工作中引入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意见》。第二年3月8日，市本级婚调委调解室进驻市中级人民法院。

　　衡阳由此在全国率先启动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诉调对接”机制。2018年底，这一模式在全市基层法院推广。

　　“我们追求‘事了人和’”

　　“诉调对接”的灵活之处在于，法院接到离婚诉讼后，会第一时间通知婚调室介入。只要当事人愿意接受调解，调解员会全程跟踪做最大努力，让双方化解心结好合好散。一旦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就予以司法确认或由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

　　唐为说：“目前看，‘诉调对接’实现了多赢。当事人不仅节约了经济和时间成本，更能放下过往恩怨，开始新的生活；婚调委化解一个矛盾，就是消除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法官减少了工作量，同时通过调解员的补充信息，对案件有更准确的把握，从而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

　　按正常法律程序，离婚诉讼也会有庭前调解。已经有上百件案子调解经验的欧阳红芳表示，婚调委专业调解员参与调解，一方面，可以缓解法官们角色定位和工作性质的冲突，当事人对第三方调解员更愿意敞开心扉；另一方面，一件离婚官司，往往会有利益之争，但又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情感纠纷会带来强烈内心波动和冲突，心理疏导也极为重要，这是过去庭前调解很难兼顾的。

　　在调解实践中，每一件案子都是难啃的“骨头”。哪怕是拥有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三重头衔，欧阳红芳也直言，任何一个的难度都超过她以前的从业案例。即便有些案件审理或者调解完毕，当事人出于对调解员的信任，仍会来电咨询相关事宜。时间最长的甚至跟踪了1个月以上。

　　在调解开始前，会有接近一半的当事人拒绝调解员介入。“愿意接受调解的当事人，大多数都是我们磨破嘴皮操碎心争取到的。”欧阳红芳说，除了足够的耐心，还要有很多工作技巧和方法。

　　“走到二审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诉求分歧都很大，而且很难妥协。更何况在长时间的诉讼拉锯战中，双方早已撕破脸皮，丝毫不会顾念往日的温情。”

　　正因为如此，让双方当事人回心转意打消离婚念头，只是调解员的美好愿望。“我们希望有这个效果，但不会去干涉婚姻自由。最实际的调解目标是，追求‘事了人和’。”

　　让欧阳红芳等调解员们欣慰的是，努力终有回报，接受调解的当事人对他们的认可度很高。

　　根据市婚调委的统计，截至今年2月26日，各级各地婚调机构共调解纠纷2123件，其中达成调解协议的1138件，调和率为53.6%。

　　“营养不良”：缺经费，更缺人才

　　市婚调委多年探索后取得的成果，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聂玉萍透露，不但上级机构对此高度肯定，其他地方前来取经的也颇多。

　　证明了自身作用和价值后，市婚调委显然也想一鼓作气发展布局。

　　聂玉萍告诉记者，当前重点是让“诉调对接”在基层法院真正落地，运转起来。长远看，则是将婚调机构从市、县两级往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延伸，形成四级婚调服务平台，以实现婚姻家庭纠纷化解关口前移，由“救火灭火”变为“预防警报”。

　　但是和很多新鲜事物一样，婚调委的成长面临“营养不良”的制约——缺经费，更缺人才。

　　和普通纠纷调解不同，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对调解员的专业性要求显然更高。“调解过程中，需要兼顾法与情。从这个角度看，调解室理想调解团队组成，需要法律、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咨询等多方面人才。”唐为分析。

　　综观衡阳市的情况，市本级调解室情况尚可。7人组成的调解员团队中，有执业律师、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不足之处在于，如果随着调解任务增加，调解员难免力有未逮。

　　而到县一级，甚至更基层，专业人才就显得稀缺。欧阳红芳透露，调解中作用更为明显的是婚姻家庭咨询师，“衡阳市取得资格证资质的应该不超过两位数”。目前，县一级婚调室主要是通过返聘司法机关退休人员，解决法律人才问题，但其他人才的配备很难得到满足。

　　更严重的是，因为经费不足，要长时间留住现有人才也成为难题。

　　县（市）区一级，衡阳县、衡山县、耒阳市、南岳区、雁峰区已将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但数额不等，相差悬殊。

　　资金情况最窘迫的是市本级婚调室。2017年，市妇联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与“家和婚姻家庭事务指导中心”签订调解服务合同，但一年仅5万元。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婚调委的资金也多方奔走和呼吁，并努力争取从自身工作经费中给予支持。即便如此，具体到调解员，通过基本工资+以奖代补模式，每人一个月平均待遇仅2000元。

　　对于具有国家认证资质的稀少人才来说，他们更像是在做公益服务。不难想见，这样的状况显然会牵绊市婚调委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