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1月17日、18日合刊）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单位对于报告稿的主题、基本框架和基本观点，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一致表示赞同。同时，也提出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条逐句进行研究，又对报告稿进行了修改，共有800多处。这些修改，重点对十四大以来5年工作的总结、邓小平理论的概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农业和地区经济布局、科教兴国战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祖国统一等问题作了修改和补充，较大地充实和加强了党的建设的内容，加重了结束语的分量。

　　9月6日，十四届七中全会在京开幕。在3天的讨论中，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列席会议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对报告第八稿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议和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报告又作了修改。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长达3万多字的第九稿。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回顾百年，展望未来50年，全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思想极其深刻，内容极为丰富。9月9日，十四届七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改过的报告稿，决定提请十五大审议。

　　在起草文件的同时，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当时，有人认为：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一是因为华为国家没有投入，二是搞了员工持股，因此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作为一个改革工作者，我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我专门去深圳进行了调查研究，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很支持我的观点。经过实地调研，国家确实对华为没有投入，但员工持股后，充分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发展了，员工的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税收也增加了。华为的案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提示：一是打破了姓“资”姓“社”的观念，用实践证明了并非国家投资就是社会主义，私人投资就是资本主义的观点。二是华为创新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华为的实践证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通过这些调研，十五大报告明确写道：“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鼓励和支持。”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政治改革的部分，由另外两位同志负责起草。这里也有个故事。我跟他们说：“报告稿里民主有了，法制也有了，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权和自由啊？”他们说：“没有地方放了。”我说：“这不行的。”后来，在温家宝主持的一次起草小组大会上，我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这两个概念写上去。”我当时讲了三点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想一想，问一下自己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自由，都要人权。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都要，那么为什么不能写上？第二，宪法上讲了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敢提了呢？怕什么呢？怕就怕自由化嘛！自由化受到批判以后，自由都不敢提了。第三，自由和人权都是人们所向往的，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是人类共同所追求的，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既然这样，为什么回避呢？我说，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要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温家宝觉得我讲的话有道理。于是在当天晚上，他就考虑了这个问题。第二天，在起草小组开会的时候，他首先讲：“昨天，尚全同志提出的建议解决了。”由此，在十五大报告中，温家宝写上了“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句话。后来，“人权”被写入宪法，又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外，到底是讲“法制”还是“法治”？当时有的人坚持用“法制”。经过讨论以后，用了“法治”，提出建立“法治国家”。（待续）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