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郊原乡
老家鱼塘多，大集体年代，过年的饭桌必有一碗油煎腊刁子鱼。焦香的腊鱼撒上干辣椒粉，辣香扑鼻，虽不是什么大菜，却最宜下酒咽饭。年节里，小孩子大肉大鱼吃腻了嘴，偶尔夹取腊刁子鱼换口味，大都刻意钳掉带苦味的鱼头。即便当着客人的面不好意思，吃的时候也会偷偷夹取鱼头，扔给桌子底下的猫狗。新年新岁，做爹娘的不会当面呵斥，示范性地夹上鱼头，说：“咯鱼脑壳烂枯又喷香，点点苦味怕吗咯呀。等到上滩月份，吗东西都冇得吃，想咯个味都想不到！”
第一次听说上滩月份，大概就是在过年的饭桌边。后来知道，开春后到新谷进仓这一段时间，余粮告罄，新米未出，瓜菜不济，青黄不接，半数农家闹春荒，日子过得如逆水拉纤上滩，有些艰难。
最难上的滩，当然要数谷仓放空米缸见底。正月长二月短，三四五月度如年。时过端午，人口多劳力少的老超支户，口粮吃完，从队上借支的度荒粮，也剩下不到一担谷。挑到大队碾米厂，叮嘱师傅调松刀片，碾出超常的八出米，拢共也不到一百斤。一算计，除了掺和已经有些浆糜味的红薯，一餐也要两筒米，一日两餐，勉强够吃一个月。最早阴历六月中旬，开镰杀早禾，碾米尝新，铁定缺粮一个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节，缺粮人家的主妇，便要硬着头皮四处借米下锅。
上屋场开元一家七口，三个半劳力，四个书包，年年超支。米缸见底次日，唐嫂端着大撮箕，头上搭着挡柴火灰的头帕，来到下屋场借米。春嫂家老少十口，六个半劳力，三个书包，加之个个勤快，口粮有余，年年进钱。唐嫂一脸无奈，靠在春嫂家的门柱子上，朝屋里喊：“老嫂子呃，明日屋里冇饭恰（吃）哒，咯硬是冇办法，劳烦你借两升米得我，杀禾分新谷就碾得你。”
春嫂应声出来，虽是尴尬地笑了，却也爽快：“要得噻，我屋黄桶里米也不多哒，冇去碾，你先量十筒去恰啰。”
揭开床档头边的黄桶，春嫂讲客气，堆紧筒子量米，筒口的米似小面包一般隆起。唐嫂遵守借底还高、好借好还的老规矩，急忙把米擀平。“沙－沙－沙”，十筒米刚好填满大撮箕。唐嫂端起沉甸甸的撮箕，笑盈盈地跨过门槛，边走边不停地回头说：“春嫂呃，劳烦你哦，劳烦你哦！”
过了正月和二月，冬令蔬菜渐渐抽蕻开花，夏季瓜菜才刚育苗，菜蔬上滩。仔猪入栏，鸡仔出窝，鱼儿打籽，过年的腥荤腊菜所剩无几，八仙桌上的菜碗日渐减少，咸菜当栋梁唱主角，餐餐摆上剁辣椒、腊八豆、豆腐乳“老三样”。多日不沾腥，肚肠油水刮净，口苦舌燥，嘴角上火打上红印。间或捡拾地皮菇炒酸水辣椒，换个鲜辣酸爽口味，毕竟没有油水，激惹得肠胃愈加发荒，心捏捏地想着大肉大鱼的腻香。
年前，小孩子炒剩饭上早学，为着炒得散、不粘锅，搁一点猪油润一润锅底。年后，家里老母鸡所剩无几，为数不多的鸡蛋，聚拢在上锁的跶柜里，等着上街售卖，应付家里日常开销。有时忍不住野胡葱的诱惑，扯些回来炒两个鸡蛋，一餐便可以安抚肠胃好些天。进入上滩月份，油盐罐见底，主妇特意锁上碗柜，防着小孩子“挥霍”猪油。不放油，斟点水，干炒的饭结成锅巴碎片，吃起来如同嚼食沙砾。记得有一次，娘出早工去了，忘记锁上碗柜。我偷偷从油盐坛子挑一坨猪油，溶在锅里炒饭，又在出锅前淋上酱油。一不小心倒多了，炒出的饭尽管乌黑难看，但油腻酱香，吃得有滋有味。
我放学回家，娘枯起眉毛问：“你晓得享受啊！油坛子里咯猪油少了一大坨，是不是今早上挖猪油炒饭哒？”
我自知理亏，红着脸怯怯地答道：“是咯，好久冇恰猪油哒，肚子里塞哒糠头样，我挑哒一点点子。”
“我晓得是你嘴巴好恰啰！一点点子？起码有小半调羹，炒得两碗菜！上回你爷老子卖干鱼仔，称两斤板油，就剩两三调羹哒。你恰得神欢神乐，咯明日来人来客，炒红锅菜啊？”娘一脸严肃地责问。
“是只一点点子，才炒半中碗饭！”我理直气壮地申辩。
娘转而好言安慰：“咯上滩月份，是冇吗东西恰得，菜冇油水，肚子里头荒，哪个屋里都差不多。屋里有恰咯，我总不得亏待你，莫背哒大人咯眼，做起个偷张摸页咯事。过段时间，新鸡婆生蛋哒，天天早上猪油蛋炒饭都要得。”
见娘的脸色阴天转晴，我心里坦然起来。要知道，上滩时节，酱油炒饭也是一种奢侈，我暗自庆幸娘没有发现放酱油的事。
那时，队上征购任务重，油菜籽多数上交国家，各家自留地打下的菜油不够吃。农民没有平价计划粮油，“黑市”粮油贵，少有人买得起，吃油能省就省。茶油不敢奢望，大部分人家都要买些棉籽油。棉籽油吃起来有些苦涩味，价钱便宜。记得每年年关，家里都舍不得用菜籽油，大都用棉籽油炸制过年的豆腐、酥鱼、锅烧丸、黄雀肉。开锅的棉籽油，会浮起一层很厚的泡沫，需要几次烧老，用捞箕捞去，才能投料入锅开炸。棉籽油炸货乌黑，色头虽不雅，却油香浓郁，引诱我们小孩子，大年三十晚上痴痴地守在灶头边，等候第一锅油豆腐。
特别困难的人家，连棉籽油也买不起，上滩月份要吃一段“红锅菜”。干烧到锅底渐渐发红，迟熟的莴笋、胡萝卜、芥菜、甜菜，应季的雪豆、蚕豆，直接下锅，中途加点水，防着烧糊。“红锅菜”里见不到半点油星，青涩粗粝得难以下咽。放点剁辣椒、腊八豆，增添辣味酱香，稍许改善一些口感。若是家里鸡鸭得了瘟病，眼看撑持不住，几经犹豫，趁着还是活物，操刀宰杀。炒鸡时多喷些湖之酒，味道鲜甜。吃一餐炒鸡，暂别“红锅菜”，算是打上一次大牙祭。
几个月的清淡饮食，我们小孩子有些熬不住，期间会学着大人，下町捞鱼摸虾，捉泥鳅，盘黄鳝，想改善一下生活。收获多了，父母们反倒舍不得吃，提到集市上去卖，换个油盐钱，也为我们积攒下学期的学费。
我嘴馋又任性，总爱闹着割肉称鱼打牙祭。家里买上一两斤猪头肉，爹娘忍着尝一口，让我过足瘾。爹扒着干饭夹着素菜，边吃边翻古：“你们咯一班人倒还享福嘞，有饭吃有衣穿。国民党手里头，你爷爷冇得田，作佃户，当老师傅（长工），我们哪恰哒几餐饱饭哦，上滩月份都是喝斋汤。”
“那是解放前，贫下中农当然冇饭恰噻。”我似懂非懂地说。
爹笑一笑，说：“解放后，发‘五风’过苦日子，一天三两米，饿得叽咕叫，满山满町挖野菜，槐树叶子都勒光。个个瘦得皮包骨，隔壁三爹得水肿病死了。后来上面发糠粑、豆饼救急，好多人恰得肚子胀，屙屎不出，不造孽啊？中国十亿人，现在有饭恰就不错哒，人在福中要知福，莫咯山望着那山高！”
“发哪‘五风’啰？听老师说，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修逼债，才冇得饭恰。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了，一九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将来既要恰饱又要恰好嘞！”我极力争辩。
爹用希冀的目光望着我，不再唠叨。他可能没有料想到，三十年后，人们淡忘了上滩月份，忘却了水肿病，农民得富贵病的也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