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东
唐宪宗即位(805年)后,就将以王叔文为首的一些较进步的文人,或贬或杀。其中,“王党”成员之一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常德市)司马,当时柳宗元到永州赴任时路过衡阳。
不久,“王党”成员之一的吕温也被贬为衡州刺史。吕温到了衡州后,虽然因大志难伸,心情郁结,但对待衡州的政务却丝毫不敢懈怠,纵使重病在身,仍恪尽职守,积极作为,《新唐书》对他在衡州的政绩评价为“治有善状”。元和六年(811年)八月,吕温病逝于衡州刺史任上,年仅40岁。吕温曾任职的道州(今道县)和现任的衡州两地百姓都十分悲痛。唐代时,人们很重视在春秋两季的社日祭祀社神,聚会饮酒为庆。吕温去世后不久的社日无人饮酒,更无人欢庆,百姓都痛哭哀悼,明万历《衡州府志》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哀声交于南北,舟船之上下呱呱然。”
吕温去世后,被贬于朗州的刘禹锡作诗吊唁,柳宗元在永州也写诗《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忆元龙。”来纪念吕温。在诗中,柳宗元以天柱峰的摧折比喻吕温的去世,并热烈地歌颂了吕温的品德和才干。特别是对吕温死后仅留下宽约三亩空空如也的院落,甚至连棺材都寄在异乡,无力迁回故土的不幸遭遇,悲愤不已!
但衡州百姓出于对吕温的敬仰和爱戴,认真地为其修筑了坟墓,吕温最终以吕衡州之名与他鞠躬尽瘁的衡阳永远联结在一起,并成为衡阳历史上清官廉吏的代表和典范。
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时应召赴长安,后授柳宗元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两文豪在衡阳分道,当时柳宗元写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有“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之句。刘禹锡则写了《再授连州至衡阳柳柳州赠别》诗,有“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
后来,柳宗元过衡阳时还写了《石鼓合江馆》五古,吟咏唐德宗贞元年间衡州刺史齐映所建的合江亭。
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刘禹锡从连州来衡阳,彼时柳宗元已在柳州刺史任上去世,刘禹锡写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永贞元年至宪宗元和十一年(805年—816年),柳宗元、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先后途经衡阳,游南岳,均有诗作。柳宗元作《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等诗6首,刘禹锡作《望衡山》等诗11首。
在柳宗元被贬永州的同一年,韩愈由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改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法曹判官,从郴县来到衡阳,写了有名的合江亭诗《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以“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开头,后人曾因此称合江亭为“绿净亭”,接着,韩愈前往南岳,作《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相传韩愈游南岳时,适逢峰顶被云雾所遮,他潜心默祷,顿时云开雾散,于是作诗以纪其事,并题此诗与岳庙门楼。后世建亭以祀,称“开云亭”。1965年,毛泽东在给陈毅的谈诗信中,也称赞此诗。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至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时,又曾路过衡阳。
唐末大诗人杜荀鹤也在衡阳写过一些诗,比如《冬末同友人泛潇湘》,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诗句是“猿到夜深啼岳麓,雁知春近别衡阳”。
刘禹锡被白居易称为诗豪。韩愈、柳宗元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些人虽然仅仅路过衡阳,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是正失意之时,但在衡阳的历史上还是值得提上一笔。唐朝还有很多诗人,他们或许没有到过衡阳,但却留下了许多歌吟衡阳的诗作,像陈子昂的《岳竹》、齐己的《送人游衡岳》、张祜的《将至衡阳道中作》、司空曙的《送曲山人之衡州》、刘长卿的《赠祝融峰般若禅师》、钱起的《送费秀才归衡》、怀素的《寄衡岳僧》、李益的《寄赠衡州杨使君》、贾岛的《送僧游衡岳》、温庭筠的《赠楚云上人》、孟郊的《怀南岳隐士》、罗隐的《经耒阳杜工部墓》、陆龟蒙的《寄衡山客乞灵芜香》、皮日休的《谢陆鲁望寄竹央膝》,以及张乔的《送李道士归南岳》,这些作品数量众多,不胜枚举。
历代在衡阳任职的官员,在本地有特殊政绩,邑志列名宦传。历代府、县志言其最者:“唐宇文炫(贞观中衡阳太守)辟石鼓山,齐映(贞元中衡州刺史)建合江亭。”其他还有令狐楚(元和中衡州刺史)、平昌(永泰间湖南观察使),以及前文提到的亲民爱民的吕衡州;而最容易让人记住的,则是唐太宗五世孙、曾先后两次出任衡州刺史的曹王李皋。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曹王李皋任衡州刺史。时衡州夏涝秋旱,田地绝收十之五六,百姓甚至以观音土充饥。李皋到任后,即将官仓的粮食尽数发放赈灾,所活甚众,却遭到观察使辛京杲诬奏,被贬至潮州。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李适即位,曾被贬官道州的杨炎回朝廷当了宰相,复起李皋为衡州刺史,衡州百姓夹道十里迎之。
李皋为人性至纯孝,在被辛京杲诬陷接受审讯的时候,他出门就穿上囚服等待审讯,衣服和罪犯一样;回家时就手持朝笏,身着朝服,说话、行事皆与平常无异。到了贬往潮州的时候,他还用升迁来骗母亲,并装出很欢喜的样子。母亲信以为真,很为他高兴,而不知道儿子被审和遭贬之事。回到衡州的李皋见到母亲后,长跪在母亲面前,含泪向母亲说明被诬陷而遭贬潮州的经过,并请母亲治他欺瞒之罪。母亲这时才明白个中原委,既心疼儿子的遭遇和苦心,又欣慰他终于洗清了冤屈。
时人赞叹李皋“政绩卓著反被诬,父母担忧祸云福;归家冠带持鱼笏,出门罪衣当囚徒。”千百年来,曹王李皋鱼笏慰母的故事深受人们喜爱和传颂。
在衡阳留下足迹的官员当中,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高人,他就是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时,官至宰相,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的李泌。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自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李泌归衡山”,到代宗大历三年(768年),“上召李泌于衡山”,李泌在南岳一直隐居了12年。李泌在南岳的10多年中,过着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的日子,也形成了他独特的智慧,得以应付以后的政治生活。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李泌之子李蘩任随州(今湖北省随州市)刺史,迁邺侯书院于南岳集贤峰下,建南岳书院。
据考究相关史料,仅唐朝一代,衡阳境内前后建有15所书院,而邺侯书院是唐代史传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书院之一。“天下之书院,以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衡阳书院文化如此让人自豪,追溯岁月而上,李泌值得我们凭吊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