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和平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秦朝以降，历史上有数十位皇帝倾情南岳衡山，或歌咏、或祭祀、或题词、或亲临攀登。综史料所示，历代帝王中最关心和支持南岳的非唐玄宗李隆基莫属。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孙，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故又称李三郎，母窦德妃。先天元年（712年）至天宝十五年（756年）在位，因安史之乱退位为太上皇，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亦是唐朝极盛时期的皇帝。
祭祀南岳 祈求国泰民安
皇帝祭祀天地又称“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在开国大典、继承大统、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的祭祀天地山川的大型典礼。远古暨夏商周三代，已有封禅的传说。古人认为群山中五岳位于五方，是江山社稷的象征，代表国家的权力。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五岳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
祭祀五岳活动为官方祭祀，目的在于社稷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历代帝王均十分重视。《周礼·大宗伯》即载当时人们“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礼记·王制》又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汉书·郊祀志下》则说皇家对“五岳”的庙祠制度始于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重修纬书集成·礼含文嘉》言：“天子祭天地宗庙六宗五岳，得其宜则五谷丰，雷雨时至，四夷贡物。”《隶释》卷二载东汉光和二年(179年)《樊毅修华岳碑》则言：“祭视三公者(即五岳)，以能兴云雨，产万物，通精气，有益于人。”唐、宋、元、明时期，历代帝王皆有对五岳进行封祀之事。
这一点，唐玄宗无疑是做得最到位、最出色的。《南岳志》载，他先后至少六次派遣大臣到南岳祭祀。
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第一次命丞相张九龄祭祀南岳。玄宗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敕以“三时不害，百谷用成”，第二次遣尚书左丞相裴辉卿等祭祀南岳。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第三次以西成（秋季收成）颇熟，令光禄卿嗣郑王希言等祭祀南岳。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第四次以岁丰，遣官祭祀南岳。天宝八年（749年），唐玄宗第五次以岁丰，遣官祭祀南岳。天宝十年（751年），唐玄宗第六次以岁丰，遣官祭祀南岳。
唐玄宗还特地命大臣为南岳制定了《开元礼祭南岳祝文》：“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嗣天子某，谨遣某官某，敢昭告于南岳衡山：维神资养万品，作镇一方，式因夏始（参照夏代的做法）。谨以玉帛、牲斋、粢盛、庶品，朝薦（荐）于神。尚享。”
敕建岳庙 弘扬祝融祖德
有“南国小故宫”之称的南岳大庙，集儒释道三家于一体，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地，又是纪念上古人文始祖之一祝融的道场。
传说祝融是中国上古帝王。他以火施化，以南岳为帝都，号为赤帝，是继燧人氏、炎帝神农氏后的第三代“火神”。相传，祝融还是一个音乐家，他经常在高山上奏起悠扬动听、感人肺腑的乐曲，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对生活充满热爱。还传说祝融是黄帝的大臣，黄帝初次南巡时，分不清方向，于是请祝融“辨乎南方”；也就是说，中华五岳的南岳，最先是由祝融分辨出来的，他因此担任了司徒的职务。后来，祝融成为南中国的王者，楚国人的始祖。
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之阳，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南岳最高峰命名为祝融峰，把他的陵寝之地叫赤帝峰，在衡山之巅建祝融殿，奉为南岳衡山之神。不管怎么说，祝融氏是一个古老的氏族，“祝”是祭祀，祭火，祭光明，祭祀天帝；“融”是荧火虫，像星星一样闪光，在黑夜里明亮。
唐玄宗对祝融是无比崇敬的。《南岳志》载：他两次“皇封”南岳神。第一次是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封南岳神为南岳真君，敕建“南岳真君祠”。
《文献通考》卷八三《郊社考十六》：开元时，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言：“今五岳神祠是山林之神也，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上奇其说，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这是五岳真君第一次“国封”。玄宗并拨专款，派专人督修南岳庙。
遗憾的是，两年后的开元十五年（727年），南岳庙失火。再次拨付专款，派专人重修南岳庙。“所司重修之”。
第二次是天宝五年（746年），唐玄宗诏封南岳神为“司天王”。又拨付专款，派专人修建南岳“司天霍王庙”。
后代皇帝参照唐玄宗的做法，不断加封南岳衡山之神，如宋真宗封南岳神为“司天昭圣帝”；元世祖忽必列则加封南岳之神为“司天大化昭圣帝”，同时扩建南岳大庙，等等，“南岳圣帝”之名沿袭至今。
方外之交 传颂千古佳话
道教一度为唐代国教，玄宗李隆基更崇信道法，与南岳三位高道的交往被传为佳话。对隐居南岳的道家上清派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号白云先生)及其弟子薛季昌、王仙峤等均极为礼遇，曾呼司马承祯为“道兄”，以薛季昌、王仙峤为天师。
司马承祯(647—735年），字子徽，法号道隐，又号白云子，唐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自小笃学好道，无心仕宦之途。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箓、导引、服饵诸术。后来遍游天下名山，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文学修养很深，与李白、贺知章、陈子昂、孟浩然、王维、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结为“仙宗十友”。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来南岳衡山，先是住九真观附近白云庵修炼，后来又在祝融峰顶建息庵，法从者甚众。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都，亲降手敕，赞美他道行高超。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召入宫中，询问阴阳术数与理国之事，他称“阴阳术数为异端，理国应当以无为为本”，颇合帝意，赐以宝琴及霞纹帔。后至南岳，结庵九真观北。张九龄屡谒之。
开元九年(721年)，玄宗亲派其弟承祎迎入宫，命校正《道德经》，深加礼待，呼为“道兄”，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随他学道。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召之入宫，按照他的意愿，封南岳神为南岳真君，敕建“南岳真君祠”。开元十五年（727年），再次召入宫，问道。得知南岳真君祠失火，“所司重修之”。唐李冲昭《南岳小录》云：临行，又赠金器一百事、银器二百事，绵帛至多，皆有御札。
735年，司马承祯羽化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正一先生”，玄宗亲自撰写碑文，诏以其南岳旧居为“降真观”，又亲自题写观额，复命衡州府铸重四千斤铜钟一口赐观中。
薛季昌（？—759年），唐河东（今山西省境内）人，是司马承祯的得意弟子。家世皆以官显。原为绵竹县尉，后舍官入道。酷好山水，尝游青城山。旋至南岳，拜遇正一先生司马承祯为师，授其《玉洞经箓》，研穷真妙，勤而不懈。唐玄宗李隆基曾召其入宫，延问道德，谈极精微，恩宠倍加，封为天师，厚赠金帛。将归南岳，玄宗赋诗《送道士薛季昌归衡山》并序。还山后，隐居南岳华盖峰凌虚宫。丹成，忽曰：“祝融今日有天真之会，予被召当往。”撰《道德玄枢》，集诸家妙注，并撰撰《元微论》三卷，《大道颂》一卷。传唐乾元三年（760年）二月初六“得道升天”。
唐李冲昭《南岳小录》云：薛天师季昌，本绵州绵竹县尉。在京舍官进道，志操不群。将回南岳，上闻玄宗，玄宗嘉之。亦厚颁金帛。上命笔赋诗送赠，有序曰：
“炼师初解簪裾，栖心衡岳。及登道箓，慨然来兹，愿回旧居，以守虚白。不违雅志，且重精修，忽遇灵药，尚望时来城阙也。乃赋诗一首，宠行云尔。”
王仙峤（生卒不详），是司马承祯的另一得意弟子。承祯逝世后，仙峤抄写薛季昌所注《道德经》进献玄宗，并说，司马尊师已仙化，请改其南岳旧居白云庵为观。唐明皇准于其请，亲笔书写“降真观”观额，诏薛季昌为观主。仙峤后诏封为天师。
李隆基于开元中亲笔为南岳九仙宫题额“紫盖峰石坛九仙宫”。所谓“石坛”，是指九仙宫前约半里地的—块巨大的花岗石；它高约四丈，长宽各为二至三丈，顶端平坦，相传南岳九仙大多飞升或聚合在这里。巨石中腰楷书横刻“九仙飞升之石”六字，每个字大约100平方厘米，遒劲灵动。
司马承祯与薛季昌诸人先住白云观，后住九真观，两观距九仙宫极近(约两里)，而白云先生药堂更近，在宫后。唐明皇准司马承祯弟子王仙峤表奏，改所住的白云观为降真观，亲自篆书题额。玄宗皇帝赐额，又是亲笔书写，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所以九仙宫、九真观、降真观以及这一带地区的招仙宫、中宫、凌虚宫、元阳宫，华盖院等香烟鼎盛，殿阁如云，道徒众集，允称南岳道家一个全盛时期。
宋代人为了纪念九仙宫石坛和唐明皇赐额，曾赋诗云：“一峰鳞次开一观，片石朋来会九仙。宝牌尚记咧皇篆，灵梦尝闻御史传。”为九仙宫和九仙石作了历史的见证。
玄宗与南岳道教人物之间的交往友谊、赏赐、题刻、送别、赠答诗，明确直接地表达了玄宗对南岳衡山的深情厚谊。
“唐龙告文” 彰显旷世爱情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的。这一点，南岳衡山就为其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位于紫盖峰下“南岳四绝”之一的水帘洞就是他们的见证。据《一统志》《福地志》记载，水帘洞古名朱陵洞，相传是朱陵大帝居住的地方。唐朝人称朱陵洞为“紫盖仙洞”。道家认为它是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三洞天”即“朱陵太虚小有之天”，简称“朱陵洞天”。唐末杜光庭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还将此处列为“七十二福地”之“第二十二洞真墟福地”。《潜霍类书》说：相传远古时候，大禹治水，来南岳求金简玉书，曾在朱陵洞天举行祭祀典礼。
除上文提到的“封禅”外，许多帝王还有向神灵求愿祈福之举，用的则是一种道教仪式，称为“投龙”。祈愿者将其恳请神灵保佑的心愿刻在一枚铜简上，谓之“金龙”，亦称“投龙简”，然后再派专人将之投放到一些名山大川，以祈上达神灵，谓之“金龙驿传”。
唐玄宗李隆基对南岳衡山情有独钟，钦定南岳衡山为国家投龙之地。738年，53岁的唐玄宗派遣内侍张奉国带道士孙智凉等人，专程从京师来到南岳朱陵洞投放铜简——“唐玄宗投紫盖洞铜简”。除了祈求自己长生不老外，玄宗还将至爱杨玉环的名号——道真，写在祈请人一栏。可见痴情的玄宗希望神明庇佑他们做一世的神仙眷侣。
为此，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道士李亘通于水帘洞石壁题记此事：“羽客下棋处，金龙曳尾处，宝篆浮水处，投金龙玉简处。”
清道光年间，时人在南岳水帘洞下的投龙潭中无意间淘出了这枚铜简，为易大令所得，后被长沙唐荫云收藏。清人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中记录了此事，并抄录了简文。同时的汪鋆、罗振玉等人的著作均提及此简。
李元度《南岳志》所载，正面五行写道：“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诞。夙好道真，愿蒙神仙长生之法。谨依上清灵文，投刺紫盖仙洞。位忝君临，不莸朝拜。谨令道士孙智凉，赍信简以闻，惟金龙驿传。太岁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七日甲子告文。”
背面则记载了参与其事的其他人员：“内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令上柱国张奉国，本命甲午八月十八日生。道士涂处道。判官王越宾，壬寅八月七日。傔人秦延恩。”
简上所书的“太岁戊寅”，即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戊戌朔”，意指六月初一的干支为“戊戌”；“廿七日甲子”，是七月二十七日干支为“甲子”。这个时间，可能是举行斋醮仪式的时间，简上的文字应该在此时即已铭刻好。而投龙之地南岳衡山，由于路途遥远，可能很难在规定的时间里抵达并准时投下龙简。投龙的时间，兴许就在玄宗生日当天，这可能是他在生日前一月即举行仪式的原因。
该简为铜质，呈长方板条状，体表多有包浆，润莹类翠，即如《八琼室金石补正》所言“纯绿似瓜皮”，手感光洁厚重，以指轻弹，应声如磬。铜简高35.9厘米，宽12厘米，厚0.8厘米，重3270克。正面刻文5行，满行19字，字法严整，刀工极佳，颇具唐人写经笔意；背面刻文3行，字体轻细，极似锐物刃尖划刻而成。
据考证，投龙仪式所投送的不仅仅是金龙、玉简，尚有玉璧和金钮，缠以青丝，一并投到名山洞府中，所以，该仪式又称投龙简、投龙璧等。这些信物各有寓意，质地亦不局限于金玉。
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先生称唐玄宗的这枚“投龙简”，为“传世之唯一孤本”。
但此后即不知所踪，再未现身。2011年，经南岳国际道文化论坛组委会的曾卫国等同志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贵州博物馆寻找到“南岳唐龙告文”这一传世国宝。
据传，该铜简南岳出土后，因属唐朝帝王投龙简，为安全起见，被存入明故宫应天府官署。百余年后，辗转各地，开始了它一段传奇的旅程。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保护故宫博物院文物不落入日寇之手，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分批向西部转移，80箱1022件国宝装进了铁皮箱，于8月14日启航离宁至汉口，换乘火车至长沙，暂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由于战事吃紧，12月又奉命转移至贵州。
运到贵阳之日，正值农历除夕。这80只铁皮箱暂存于六广门蒋介石行营。不久，重庆作为国民政府之“陪都”，遭至日本空军的大肆轰炸。贵阳与重庆近在咫尺，故宫文物的处境极为忧虑。经时任宣传部长的安顺人张道藩的建议，决定将文物移送到安顺南郊华严洞秘藏。并成立国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负责这批国宝的保护工作，洞口则由当地驻军警卫。至此，这批国宝在秘窟里平安度过了近6年。1947年这批文物由长江运至南京，存放于原先的库房。为了感谢贵州文物工作者，抗战胜利后，部分文物有意留在贵州安顺未搬回南京。1949年1月，其他文物启程运到台湾，现存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52年，北京有关方面派员赴安顺接管这批古物。应地方政府所请，特意在安顺南街店员工会（后为安顺图书馆）举办了一次公开展览，五箱青铜器共118件悉数亮相，其中就包括这枚唐玄宗投紫盖洞（朱陵洞）的“金龙”铜简。1953年，贵州有了博物馆，该简由贵州省安顺县文教科拨交给贵州省博物馆。
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这枚铜简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开始了它长达1280年的旅行。也是在这一年，在玄宗生日前后，它栖身南岳朱陵洞内，沉睡了千年。19世纪中叶，它意外醒来，踏上东行路，由衡阳而长沙，先后被不同藏家所拥有，最后流入南京古物保存所。1937年抗战爆发后，它又随着故宫文物辗转西来，投龙一般投入安顺华严洞内，从此石沉大海，直至1990年才又再次回归公众的视野。
这枚铭刻着玄宗名讳的铜简，铭刻着皇帝长生不死和爱情不老的渴望，彰显“寿岳衡山”的至尊品牌形象。当它醒来的时候，看见了皇帝的谢幕，看见了曾经强大的帝国遭受外敌的凌辱，看见了枪声弹雨里文物守护者肃然起敬的担当。它书写着一段千年家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