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和平
“茫茫九州，维禹甸之”。根据文献传说，夏禹治水、征三苗、巡狩时，曾数次南下江湘，多次到南岳衡山。作为上古杰出的政治家、水利专家和旅行家，大禹还开发了南岳衡山。
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称，禹导水疏河，从“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敷浅原一说为今庐山）。”
据《战国策·魏策》，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夸耀“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军事家、西河郡守吴起不以为然，认为“河山之险，不足保也。”并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西汉初年出版的《韩诗外传》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句。歧山在今陕西歧山县境，衡山在今衡山县境。），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南岳衡山有“禹王碑”，因衡山古称“岣嵝”，又称“岣嵝碑”。东汉学者赵晔《吴越春秋·越王吴余外传》云：“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晋·罗含《湘中记》云：“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南朝·宋·道士徐灵期《南岳记》云：“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夏禹导山通渎，刻石名山之巅。”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诗咏南岳禹王碑：
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拏蛟螭。
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
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
唐代刘禹锡的《寄吕衡州》诗有：“传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的诗句。南宋嘉定年间，文人何致将“禹王碑”摹刻于长沙岳麓山，得以流传于世。明末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著《禹碑辨》：
考《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此禹碑之所从来久矣。历千百年无传者，道士偶见之，韩文公、刘禹锡索之不得，致形之诗词。宋嘉定壬申（1212年），何致游南岳，遇樵者导引至碑所，始摹其文。过长沙，转刻之岳麓山顶，隐藏又三百馀年，至明嘉靖癸巳年（1533年），潘太守（镒）搜得之，剔土塌传，朝野始复睹虞夏之书。
禹王碑刻有77字，字体苍古难辨，有谓蝌蚪文，有谓鸟篆。末行空处有寸楷书“右帝禹制”。明代状元杨慎曾释碑文，其释文为：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碑文大意是禹受命治水，日夜奔波于三山五岳之间，疏浚大川河流，最终治服洪水的功绩。
宋元以来，禹王碑被列为中国最早的碑刻，名曰“夏禹岣嵝碑”；周穆王“吉日癸巳”石刻（原刻于河北赞皇县坛山）列第二，名曰“周穆王坛山刻石”。衡阳石鼓书院、绍兴禹庙、南京栖霞山、西安碑林，以及开封、成都、昆明、武汉等地，皆有摹刻岳麓山禹王碑。传说大禹疏浚湘江时，曾在岳麓山开山凿路，后来麓山溪水沿禹凿山路汇成禹迹溪。（清）乾隆《岳麓山志》：“禹迹溪：溪在山口，距大江五里，大禹疏凿开山之径，上有拖船埠。”禹迹溪上山坳称拖船坳，亦名拖船埠，“民俗相传为禹王拖船过埠时，所遗留之痕迹。”《大清一统志·长沙府》载：“禹迹溪在湘江西岸，岳麓山左，一名大禹拖船坳，为神禹开凿之径。”
华容县南禹山。传说大禹治水时曾登其上，其与《禹贡》“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的地理背景吻合。禹山庙始建于西汉惠帝年间，历代均有修缮，唐肃宗曾登此庙祭祀大禹。明《华容县志·山水》载：“禹山，原名啸狮山，仰天长啸也。禹治水登其上，曰禹山，有禹王庙，有国祭。”（清）光绪《华容县志·山水》记载更为详细：“邑南三十里有禹山，禹治水登此，唐时山上有寺庙，建筑雄伟，前后三进，中殿供禹王菩萨，有国祭。明清两代以六月六日致祭。”
湘潭市区湘江与涟水汇合处，有一座赤紫色石山突兀屹立在湘江之中，人们称之为石嘴垴。《南迁录》记载，禹曾沉鼎于石嘴垴下陶公潭中，以镇水怪。
衡湘间传闻，舜帝崩于苍梧之野后，“夏禹及群臣诸侯来葬帝于何之九嶷山。”宁远玉琯岩旧有何侯宅，“传谓葬帝时，夏后与诸侯之所宿也。”（（清）王万澍：《湖南阳秋》，岳麓书社，2012年。）若据此说，夏禹奔丧路线应由洞庭湖溯湘水、潇水至九嶷山。
先秦时期，帝王巡狩征伐是国家的重要大事。大禹即帝位五年，清·王万澍《湖南阳秋》：“夏五月，王来巡狩于南岳，柴禋于六宗，望于南方山川，南诸侯朝王于玄堂。”传说，衡山县城的白马峰是大禹南巡时杀白马祭天的地方。明弘治《衡山县志》载：“白马峰，在县西，山海经云，昔大禹巡守至此，杀白马祭天，故名。”
湖湘学者蒋饷元研究表明，大禹巡狩南岳后，曾到九嶷山谒舜帝陵，并南巡苍梧。《吕氏春秋》有“禹济江南……南到计于苍梧”的记载。《荀子·大略》曾谓禹乘车外出，“过十室之邑必下。”《后汉书·陈蕃传》曰：“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衡湘稽古》认为：“禹之苍梧也，以谒舜帝之陵。”可见，舜禹时期，湘水是中原王朝经营岭南的主要孔道，湘水河谷已辟有车马大道。
荆湘贡物及贡道
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作为上古三代的开端，制订的一系列法规制度为华夏文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其中，夏代制订的历法（又称夏历）是中国最早的历法，《禹刑》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刑典。
夏启在征伐有扈氏的甘（今陕西户县西）之战前，申明纪律约戒，要求参战者严格执行命令，否则予以惩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甘誓》）即所谓《甘誓》，这是古代最早的军法。
明·顾炎武《日知录》：“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大禹分封的诸侯，被征服或承认夏朝盟主地位的方国、部落，都要向夏都朝贡。天下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王朝主要经济来源。夏王朝视各地物产确定贡物品种，根据交通道路的远近分作甸、侯、绥、要、荒“五服”。
甸服：距夏都五百里以内，即为天子服田役纳谷税、由君主直接管理的地区。百里之内者交带秸秆的谷物，一百里以外至二百里以内纳禾穗，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以内纳谷粒，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以内交纳粗米，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以内要交纳精米。
侯服：距夏都五百至一千里间，是夏后氏的诸侯领地。五百里至六百里为是卿大夫的采邑，六、七百里为男爵封地，八百至千里为诸侯国。
绥服：距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是夏朝势力所及的绥靖地区。其三百里内可推行教化，二百里外可发挥武威卫戍天子。
要服：距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是夏朝须通过结盟或交涉方式施加影响的区域。三百里内通过结盟和平相处，二百里外遵守条约。
荒服：距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外，为未开化的疆域。三百里内的是各少数民族，二百里外进贡与否流动不定。
按照上述分类，衡湘地区大致在绥服和要服之间，夏王朝势力的边缘区域。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夏禹的势力范围确曾涵盖洞庭湖区和湘水流域。
夏都曾多次迁移，先后达10多处。这些都城皆近黄河之滨，有舟楫之便，故贡道多沿水路，并形成以夏都为中心、以黄河为主干、交通九州的水上运输网络。
中国第一篇地理著作《禹贡》对九州的地域、河流、土壤、物产贡品及入贡路线等都有描述。其中：
冀州（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是各州贡道必经之处，其入贡路线为夹右碣石入于河；
兖州（黄河与济水之间）：“浮于济、漯，通于河”；
青州（山东半岛）：“浮于汶，达于济”；
徐州（黄淮平原）：“浮于淮、泗，达于河”；
扬州（长江下游地区）：“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州（长江中游地区）：“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豫州（中原地区）：“浮于洛，达于河”；
梁州（秦岭以南、四川盆地）：“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雍州（关中与陇西地区）：“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关于荆州，《禹贡》记载：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大意是：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长江、汉水东流入海，多条河流集注洞庭湖，沱水、潜水疏通以后，云梦地区已可耕作。那里土壤潮湿，田属第八等，赋税属第三等。那里的贡物是羽毛、旄牛尾、象牙、犀皮和金、银、铜，椿树、柘树、桧树、柏树、粗磨石、细磨石、石矢镞、丹砂和美竹、楛木。三个邦国进贡茶茗，包裹好的菁茅（《括地志》：“辰州卢溪县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装筐的玄纁和珠串。洞庭湖一带还奉命贡大龟。《史记·夏本纪》：“九江入赐大龟。”集解孔安国曰：“尺二寸曰大龟，出於九江水中。龟不常用，赐命而纳之。”这些贡品经长江、沱水、潜水、汉水，又改走陆路到洛水，再到黄河。
关于荆州的地域，清代地理学家胡渭（1633—1714）则认为：以今舆地言之，湖广武昌、汉阳、安陆、荆州、岳州、长沙、衡州、常德、辰州、宝庆、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卫，其襄阳府则唯南漳县，德安府则安陆、云梦、孝感、应城、应山及随州之南境废光化地，黄州府则黄冈、麻城、黄陂、黄安，四川则夔州府之建始，广西则桂林府之全州，皆古荆州域也。（胡渭：《禹贡锥指》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