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形成与完善，人群的聚居与交融，为商品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便利。衡阳的商品经济由是自晚唐时期步入快速发展通道，至五代、北宋已十分繁荣。

　　衡阳素为“鱼米之乡”，稻米的丰收带来了酿酒业的发展；茗茶满园，促进了饮茶之风的盛行。另外，唐宋时期衡州古窑址分布湘江两岸，上至归阳窑，下至衡山湘江窑，延绵130公里，多达80余处200余座；还有衡州境内除了早期的水口山西周冶铜遗址外，唐宋时期还设立了车江冶铜作坊、铁市冶铁作坊，常宁汉代茭源银场更是在唐肃宗年间增坑冶10余所。

　　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交易，给衡阳商品经济注入了活力，也为金融21业带来了发展契机。

　　从衡阳出土大量的五代马楚政权发行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天策府宝”铜钱，可见当时贸易之繁盛。衡州也是长江以南最早铸造钱币的，北宋熙宁年间，朝廷在衡阳专门设立铸钱机构“衡州监”，铸造发行“熙宁通宝”（背“衡”铭文）铜钱，极大地满足衡阳、以及周边地区商品经贸活动的需求。

　　我国古代对外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三大商品。唐宋时期的衡阳在茶叶、瓷器生产方面又在中国领先。唐代杨晔记载：“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於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反映了我们衡阳茶叶经两广出口越南东南亚一带，“交趾之人，亦常食之”，说明交易量大，范围广。这也是我国茶叶出口的最早记载。

　　上世纪90年代，在大运河两岸的扬州、南京、洛阳、铜陵等地出土非常精美的衡州窑器物，尔后在湘江流域的长沙、岳阳、永州、桂林、广西、贺州又出土了大量的衡州窑瓷器，这引起了学界的哗然——高古陶瓷的新星正在被世人重新发现重视。但是，我们从散落在以上流域中的陶瓷可以断定，衡州陶瓷在唐宋时期的交易一定达到了相当的量级，由此可以反观当时衡州陶瓷贸易的发达。大英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弗利尔大学博物馆珍藏有衡州青瓷，国内故宫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都有衡州窑精品展览，湖南省博物馆有衡州窑专柜陈列，在湘江上游的广西南宁博物馆尚还保存有一对39厘米高的衡州窑梅瓶。

　　国学大师陈寅恪高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史数千载演进造极于宋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指出：“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是从十世纪后半期至十三世纪中叶这个历史时期内，是居全世界领先地位的”，他的弟子中国著名宋代经济学家漆侠进而阐明：“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最先进国家”。

　　根据史料记载，晚唐五代至宋时期，衡阳已形成了全国酒业、茶叶、制瓷业、矿冶业的区域中心。这些专家的论证和衡阳的商品经济发展形成了互为论证。衡州窑，在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流中，毋庸置疑都占据了相当卓著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