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汉宁： “经世致用”取士 曾影响江西宋文学 

　　4月20日，“文学地理学”发起人和推动者之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夏汉宁在他的学生的陪同下，登上南岳衡山，并在祝融峰寿岳石前留影。下得山来，在南岳大庙，大家都略有疲惫，突然，夏汉宁看到东八观“万寿宫”几个字，一时来了精神。“来。给我拍个照，”夏汉宁把手机递给学生，并解说道：“这万寿宫在古时候，既是道教的宫观，同时又担负了江西会馆和同乡会的功能。哪里有江西人，哪里就有万寿宫。我们省里有位80多岁的老专家就是研究‘万寿宫’的。这种现象与明代移民有关，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在这前一天的4月19日，受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邀请，夏汉宁来衡开展学术讲座。此时，正逢我市筹办“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系列活动之际。

　　且不说“文学地理学”研究随着地方文化研究的群峰峻秀、地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从而日渐成为显学。这里只说夏汉宁近10年所进行的宋代江西籍进士及宋代江西文学家研究，都能够为船山学研究找到借鉴。

　　此番夏汉宁衡阳讲学，本报记者又怎能进宝山而空回？！

　　寻找“经世致用”人才，是科举制度的初衷

　　夏汉宁莅临衡阳师院文学院进行学术讲座，主讲的题目是《历史人物籍贯地理研究》。这是他自2005年到2018年，陆续参与和主持出版的《江西文学史》《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南宋江西籍进士考录》《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等著作的浓缩。

　　夏汉宁的学术生涯始于宋代文学领域。在两宋文学研究领域，夏汉宁既关注欧阳修、曾巩、杨万里等个案研究，也注重对宋代文学的宏观把握。16年前，夏汉宁找到了文学地理学这把开启新径的钥匙来研究宋代文学，并将重心放在江西籍文学家的研究上。在做宋代江西文学家研究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不少江西籍文学家都有进士的功名，进而细化了江西进士文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并进一步开辟了宋代江西进士籍贯以及与进士文学家的研究，开辟了中国新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范式。

　　那么，进士文学家与科举制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这首先要谈到科举制度设立的初衷。

　　在4月19日的学术讲座上，夏汉宁跟大学生们形象地作了个比较：“以前，人们说科举制度是古时候的高考，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你们毕业以后全都会进入公务员队伍吗？不会，对不对？所以说，科举制度是比今天高考更严格的更高层次的考试，是古时候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似乎更为准确。”

　　原来，从隋朝倡导科举制度开始，寻找“经世致用”的人才，就是国家统治和治理者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

　　这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显而易见。有史可考的最早的科举考试科目有“明经科”“秀才科”等科，“明经”试经义，“秀才”试文学。其中，“秀才科”更注重“试方略”，也就是要求考生有政治见识方面的素质。但那时，“秀才”“明经”取士还不能满足选拔政治人才的需求。

　　到后来增加了“进士科”，出现“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并立的格局。但那时“进士科”要求只要懂得“时务策”就可以了。“实务策”相比较“方略策”，要求要低一些。“进士科”得中后叙阶，比“秀才科”“明经科”都要低。但这是“进士科”走向文学之科的开始。

　　唐朝天宝年间，“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发展到了极端，暴露出这种取士标准与现实要求的严重矛盾，从而促使了“进士科”由单一的文学之科向文学、政事并重的方向发展。唐天宝后，“秀才科”则逐渐废除。

　　到了宋代，“进士科”更为重要。夏汉宁对此也强调，“封爵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荫庇体制，即使是封官也无法进入国家权力中心。在宋朝，进士出身的官员才是皇权体制下的新生主力军。宋代科举，选拔出大量的士人进入统治集团，为古代‘文人政府’提供了示范，同时也打通了寒门子弟走向仕途的路径。”

　　因为“进士科”承担了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重任，“进士科”到底是注重诗赋还是经义，是否罢诗赋而易以经义，到底是重诗赋策论还是重诗赋经义，等等问题，就成为统治阶层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不同时期的导向也决定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影响文学的发展。

　　两宋时期，江西籍进士数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福建和浙江。而进士阶层，作为文化精英，在文化、文学领域的贡献无疑是突出的。夏汉宁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对两宋时期6458个江西籍进士、547个江西籍进士家族 “一切遵循史实材料的记载”，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然后，他们发现江西进士在“文”这一方面的创作格外活跃。这是他之前的课题数据的延续——宋代江西作家创作文体总量中，进士“文”的创作量达88.91%，进士“诗”的创作量为64.73%，进士“词”的创作为56.85%。比较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有三家皆为江西籍进士，分别为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他们在古文运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创作开风气者，他也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王安石以经世致用的散文色彩著称于世。曾巩亦是宋代古文运动骨干，诗文理论纯正、内容充实、语言纯净、章法精炼。

　　接着，根据各种历史记载，夏汉宁他们推断，宋代江西籍进士在古文领域的成就，深受宋中期以来科举重经义、论、策等制度的影响，也与进士进仕后上疏论事等仕途经历有关。而之前的宋初太宗时期，一度以诗赋取士，策论如同虚设，以至于“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到了宋真宗时，策论才逐渐受到重视。所以，在此过程中，诗赋所代表的南方文化逐渐受到策论所代表的北方文化的强烈冲击。

　　肯定湖南学术研究很接地气

　　30多年学术生涯，有16年分给了“宋代江西文学和进士”研究，夏汉宁这种坚持、冷静，是基于能做出“数据能为后人所引用的基础学科”的学术理念。

　　夏汉宁的学术训练一开始是得益于其父和中华书局编辑王秀梅先生的影响。

　　夏汉宁的父亲夏延章曾在南京大学工作，先是担任我国普通语言学泰斗方光焘教授的助手4年，后被抽调到江西大学筹建中文系，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江西省语言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在校期间指导了7届研究生。早在夏延章受江西人民出版社邀请注《大学中庸》时，他就要儿子夏汉宁试着做初稿，再给儿子示范正确做法。而夏汉宁江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可谓子承父业，是“学二代”。

　　1983年12月，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办了一个“纪念曾巩逝世900周年学术讨论会”，夏汉宁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会议的筹办。在与中华书局编辑王秀梅先生的交流中，他表达了自己想写一本关于《曾巩》专著的想法。当一年多后，年仅27岁的夏汉宁拿着《曾巩》一书的初稿去找中华书局的王秀梅先生时，王秀梅先生笑着说，“小夏，你是中华书局自成立以来最年轻的作者，没有之一”。但《曾巩》一书的出版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经过8年的反复地修改，《曾巩》一书终于在1993年出版。夏汉宁回忆道：“王秀梅先生审稿非常认真，我的初稿几乎每一页都被做了批注。可以说，我的学术规范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建立起来的。” 

　　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最早由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虽然中国文学从《诗经·国风》开始就已有文学地理意识。但真正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地理学”学科概念，还是当代。2011年11月，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广州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来自国内各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树立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旗帜。此后，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并出版有刊物《文学地理学》。

　　夏汉宁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们基础工作做扎实了，后面的人就可以继续前行了”。

　　此次衡阳之行，衡阳师院文学院院长任美衡、船山学社常务副社长、衡阳师院学报期刊社社长朱迪光亦向夏汉宁发出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的邀请。

　　听闻本报记者介绍最近见诸报端的衡阳以及省里专家所做的文学地理作品，夏汉宁感叹道：“湖南的文学地理研究做得很接地气，书名引发读者兴趣，很通俗但又不乏学术性。”

　　当谈及江西与湖南渊源时，夏汉宁认为，“湖南道县人周敦颐在江西九江去世，千百年来其络绎不绝的朝拜者，对当地地方文化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宋代经学上的两座高峰均为江西籍进士。一为“天理”学代表人物朱熹，一为“心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而朱熹与周敦颐的渊源又很深。朱熹在江西九江为官，极为推崇并固定了周敦颐的理学体系。朱熹学说在宋朝并不显于当世，而是在元朝时期被官方固定为道学正统，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聊到儒学、理学，自然聊到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江西的王船山遗迹，夏汉宁首推江西南昌的船山路。据说，蒋介石在江西时，用自己推崇的人物，命名了南昌的10条道路，这十大名人中就有王船山。“这也说明王船山对近代政治人物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