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高自立，一名红色革命的将领、一名廉洁奉公的党员、一名正气传家的楷模。

　　崇尚勤俭，作风清廉

　　高自立（1900—1950年），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七大代表。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高自立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高昂的革命斗志，从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和率部参加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到后来参加红军长征转战延安，他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高自立一生克己奉公，崇尚勤俭，作风清廉。他一件衣服穿了十几年，打满补丁照样穿。他在长期的战斗中尤其在井冈山反“围剿”战斗中多次负伤，又长期缺乏营养，致使身体非常虚弱，尽管如此，他即使有点钱也舍不得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捐给党组织支援革命事业。他妻子见他总是一心为公，从不为个人考虑，禁不住问他：“你不留点钱，不怕老了没钱用吗？”

　　高自立回答：“等到解放那一天，人人都有饭吃，你还操这个心呀！”

　　高自立以身作则，同时也严格要求下属廉洁自律。他疾恶如仇，一旦发现有贪腐行为，决不留情。

　　廉洁为民，正气传家

　　高自立认为，一名共产党员，既要管好自己，做到廉洁为民，又要管好亲属，做到正气传家。他经常教育亲属及家人，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给组织添麻烦。

　　1949年8月和11月，高自立先后两次写信对老家患有严重残疾的女儿说：

　　“馥英女儿，二十多年没有写信给你，也无法照顾你的生活，原因是环境不好，写信给你，反怕害了你，寄钱又怕被国民党没收。现在我县(注：家乡原萍乡县)解放了，故可通信。本来父亲可调江西省工作，不料得病，故没实现。现在国外治疗，病况好了许多。如有机会，我可能回老家一趟，或者要你母亲回家接你来我处……”

　　“吾儿现已年过二十，不知已婚否？如未结婚，暂时可不结婚，我拟送你入学，求得一项专门技能，以便能在生活上自立……”

　　高馥英虽未曾与生父谋面，但在父亲书信中汲取到强大力量，始终牢记父亲叮嘱，自强自立地生活。1983年8月，她在弥留之际，嘱咐儿子高跃萍将这两封家书及父亲生前用过的指南针、放大镜、钢笔等遗物捐献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当时纪念馆曾提出给报酬，被她拒绝。她说，父亲穷尽家中的一切支持、参加革命，儿女们不可能拿父亲的遗物去换钱，否则就对不起为党为国尽忠的父亲。

　　传承家风，服务社会

　　高自立的家风就是廉洁自律，一心为公。这个良好家风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高家人。他们自强自立，从来不利用高自立的影响谋利，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从未向组织伸手提要求。

　　高自立的妻子杨竞成在丈夫因病离世后，听从丈夫生前嘱咐，坚决谢绝组织提供帮助，执意回到萍乡农村，做一个普通农民。上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省长邵式平专程从南昌到萍乡看望杨竞成，并再三劝说杨竞成举家搬迁到省城，但都被杨竞成婉言谢绝。杨竞成一直带着行动不便的女儿高馥英在农村生活，后来，高馥英生育了两男一女，也用行动坚守着先辈高自立的自强自立精神。

　　高馥英的大儿子高建萍是高自立孙辈中唯一一个跳出“农门”的。1969年不到18岁的高建萍参军了，在部队当了12年的兵，多次立功。1982年从部队副连职干部转业，被安排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其爱人是市属企业下岗工人。无论是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一名法官，高建萍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从没想过要凭借爷爷的身份“沾光”，革命家庭给予他的荣誉感促使他努力学习发奋工作，“不能给爷爷抹黑”。

　　高馥英的二儿子高跃萍年过花甲，患有肾病，已动过2次手术，无法下地干重农活，且因治病背负6万余元债务。其独子高兆群外出务工时左手不慎被机器绞伤，落下了单手残疾。然而，多年来他全家从未向镇里反映他家困难状况，更未提出任何救助要求。夫妇俩常说：“我们虽过得艰辛，但始终牢记自己是革命的后代，精神永远不能倒，即便当农民，也应像爷爷那样，从容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困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跃萍和曾继华将祖母杨竞成解放初期建的木房改建成水泥楼房，但完好保存了那两扇写有“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楹联的木门，并将其重新安装在新居，意在提示后人要永远传承祖父高自立创立的良好家风，更好地服务社会。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