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人们的认知不足及制度约束的相对滞后，其治理也需纳入有章可循的制度化监管轨道

　　近日，浙江永嘉223省道永嘉黄田高速路口上，一辆奥迪越野车驾驶员服用感冒药后上路，迷糊中追尾一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近年来，因服药后驾驶车辆而导致的交通意外屡屡见诸报端，但未引起足够重视，《道路安全法》也对“药驾”缺乏强制性规定和处罚条款。

　　近年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但对服用感冒药也有可能会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却知之甚少。而因服药频频引发的交通悲剧警示人们，“药驾”已成继酒驾、毒驾之后的又一隐形“马路杀手”。鉴于人们对“药驾”的认知不足及制度约束的相对滞后，“药驾”治理也需纳入有章可循的制度化监管轨道。

　　首先，要补上“药驾”入法的立法空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但是这条规定对除精神和麻醉药品之外的其他“药驾”情形，似乎不具有强制约束效力。

　　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7大类在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提出在服用上述药品后应禁止驾车。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服药后极易产生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视物不清、反应迟钝等不良反应。对照世卫组织的界定，我国需要从立法的层面，完善对“药驾”的性质界定及情形厘清。

　　其次，要完善对“药驾”的认定程序与技术鉴定。与抽血查验酒精含量与唾液测毒的技术检验同理，认定“药驾”也需要一定的查验程序与鉴定手段。比如，肇事者究竟服用了哪些有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违禁药品，是哪些成分导致了驾驶员不应有的工作状态等，这些都需要执法者给予明确和权威的结论，为此才能确保“药驾”查处的公平公正。

　　第三，要明确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治理“药驾”少不了对相关人员的相关行为施以规章的警示与约束，比如驾驶员患者就医时，应主动亮明其“司机”身份或“开车上班”的情况，让医生尽量避开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驾驶员患者要严遵医嘱，恪守用量，并尽可能做到服药不开车。制药企业必须在其相关产品中注明可能影响车辆驾驶不良反应，医护人员也应尽到相应的“提醒”义务。交通执法人员应当履行好相关的普法、培训及劝诫、教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