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家在感叹商鞅变法的作用时说，“变法”(改革)是人类智慧所能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那么，商鞅变法在历史长河中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近日，市委党校副教授谭焱恒做客国学讲座，讲述商鞅变法的历史智慧。

　　商鞅两次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

　　周文王、周武王灭掉殷商王朝后，建立了以姬姓部落为核心的周王朝，它的势力范围西起陕西，东至鲁东，东西数千里。统领如此广袤的疆域，无论如何都是需要政治大智慧的。

　　这种政治大智慧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封建”制度的推行。所谓的“封建”，其全称叫做 “分封建国”，就是将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姬姓贵族、异姓亲戚和元老重臣，派往各地，封土授民，册命为君，建立诸侯国，这叫“天子建国”；各诸侯国国君再行封赏，分封卿大夫，这就叫“诸侯立家”。因此，就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这样的等级政治结构，王领天下叫“天子”，诸侯领国叫“国君”，卿大夫领家叫“家臣”，这就是“家国天下”的政治秩序。

　　然而，这种“亲亲尊尊”的建国和治国原则在优势呈现的同时，劣势也渐渐暴露出来：第一，经过几代政权的传递和演变，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血缘纽带越来越松弛，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摄和约束力越来越弱，朝觐天子难以按照制度执行，给王室的贡赋也难以兑现，天子没有号令诸侯的权威；第二，周初之所以能够有效推行分封制，是因为当时地广人稀，贵族人口极其有限。可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却是有限的，分封也就不可能无限地进行下去。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贵族后裔没有吃饭的地方，流离失所者也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贵族成为士，甚至成了平民。

　　就这样，到了东周时期，这种统治模式开始被逐步瓦解。战国时期，表面上的那套礼义之道已经被战争彻底撕毁了，取代的是各国皆以智力相雄长，各国必然都要谋求借改革和变法以图自强，变法也就成为一种潮流。

　　商鞅变法，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当中进行的。为了保证变法的成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分为“完成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完成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两个步骤，这两次变法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完成的，几乎可以说是一次不流血的政治大革命。

　　为了实现社会结构的变革，在第一次变法中，商鞅继续推行和强化“什伍制度（是指在国民中实行“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的户籍编制和管理制度）”，如编在一起的各家各户相互有纠察吿发罪犯的责任，如果隐瞒不告发，就要与罪犯同罪同罚。这使得秦献公从基础户籍着手进行的社会结构改变更加牢固；推行“分家”制度，一家之内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对于不分家的赋税加倍征收，这也打破了延续长久的氏族部落结构，阻止了家族势力的膨胀；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法令，禁止游手好闲，打击官商勾结，增加商业税收；改革官爵制度，打破了世袭身份、爵位的贵族传统，向全社会开放了官爵，农民可以当兵，当兵之后有战功就可以获得官爵，这就将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人心导向国家政治战略之实现的航向，为树立中央政治权威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做好了准备。  

　　商鞅第二次变法是完成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革。其最核心的举措就是向全国普遍推行县制，把许许多多的乡、邑、村落合并为县，使县成为直属国君的地方政权组织，秦国就此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建构的历史任务，突破了传统的分封建制，颠覆了世袭性质的贵族政治结构；在经济结构上的重大变法措施就是“为田开阡陌封疆”，通过这项制度废除传统的贵族土地食邑俸禄制度，将那些“封疆”、“阡陌”，也就是各级贵族圈占田地的标志给铲除了，将其全部作为推行有关农战法令的赏赐之用，这无疑是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废除；与此同时，商鞅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推行了“赋税平”的新政策，就是均平土地所有者对赋税的负担，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为秦国在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变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力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商鞅的变法也为现代的发展留下了几点启示：

　　启示一：变法必须要统一思想。

　　变法要得以推行下去，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必须要一群有共同价值追求的人共同努力。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高层必须达成共识。秦孝公作为君主，作为秦国政治的最高决策者，他必须平衡各种势力，必须动员和凝聚高层的政治意志，否则，不可能为商鞅提供舞台和坚强支持，孝公个人对商鞅非常认同，但却必须将个人认同转化为秦国政治共同体的集体意志。

　　秦孝公非常擅于做这样的政治平衡工作，所以在任命商鞅推变法改革之前，他召集众臣开了一次议事会。通过议事会，秦孝公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却又非常谦逊，谈到了自己对变法的忧虑，改革是否真正可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自己也是拿捏不准的。所以让大家都来讨论，畅所欲言，充分表达大家的意见，相信大家能够站在秦国整体利益的立场上，同心同德、献计献策、群策群力，共图强秦大业的实现。经过这样一番辩论，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了。

　　启示二：变法必须要有优秀的主持者。

　　商鞅是一个冷静而不冷酷的人，他务实而不空谈、忠诚而不媚主，具有坚定的政治意志和坚强的政治人格。而秦孝公胸怀大志，21岁登基发表《求贤令》；他内敛沉稳、信念坚定，支持商鞅，为了变法甚至要把王位传给商鞅。

　　启示三：变法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撑。

　　治国就是治人，治人就是治心。而治心既不是笼络人心，也不是压制人心，而是通过制度导引人心，提升其理性化程度。法家所诉求的正是人们心里最低层次的物欲。

　　商鞅对此非常了解，他相信人的欲望的激发，往往会给一个社会以活力和生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去调动人的最基本的欲望，而非去压制、去克制欲望本身同时，他还提倡“农战”。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一百人在从事农耕，只有一个人坐食，那么必然能成就王业，十人种田，一人坐食，至少能使国家富强，一半人种田，一半人坐食，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危险了。因此要管理好国家，就要引导人民关注农业生产。

　　启示四：变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力。

　　作为立法者的商鞅十分清楚，法之为变法，关键在于其必定引起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的革新。因此，这场大变革能否进行下去，最终取决于民心，因为社会民众是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社会民众的支持与否乃是变法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而商鞅的“徙木立信”，增强了国民对于新法令实施的信心，尤其向国民传达出只要遵守新法令就能得到实惠的强大信息。这种信心，它体现的是民心背向，成为了商鞅对付反对变法的王公贵族的重要力量，也是商鞅取得立法权并稳固立法权的坚强基础。

　　商鞅认为，实现法治必须有格外的措施，才能实现从“法”到“治”的实质转变。商鞅的方案包括两个彼此配套的措施：一是“为法令置官吏”，二是“为法令为禁室”。“为法令置官吏”，就是在政府各级设立专职官吏向各级普通官吏和平民百姓传达和解释法律；“为法令为禁室”，就是法律决不能张榜公布，更不能进行将法律直接送入官员百姓手中的普法宣传教育。变法之后的法治之路，不是只有“普法之治”，还有“专法之治”。

　　谭焱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