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汉文化向西域的传播，其中一开始就有儒家文化，甚至在吐鲁番等地方成为主流文化——

　　丝绸之路也曾儒学兴盛

　　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从《魏书》卷一○一《高昌传》可知，早在汉武帝远征大宛的时代，一些疲惫的士兵就留了下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文化向西域的传播，其中一开始就有儒家文化，甚至在吐鲁番等地方成为主流文化。

　　这种军事移民还发生在西域的其他地区，比如楼兰。早在晋代，儒家文化就通过帝国派驻的官兵和随军家属在楼兰地区盛行开来。

　　“移民潮”带动了汉文化的传播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五胡内迁，中原人口大量流移，而西北凉州境，自武威至敦煌，再到高昌，却比较安定。这导致了一种后浪推前浪式的移民潮。首先是中原汉人迁移到敦煌等西北地区，敦煌汉人又迁移到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地区。中原向河西移民、河西之间的移民、河西向西域的移民浪潮一直没有停止，早期移居西域的“汉魏遗黎”，有相当一部分是敦煌、凉州一带人氏。北魏灭北凉时（439），北凉后主兄弟率户万余家，自敦煌北奔高昌。所以，高昌上至诸王豪族，下至黎民百姓，与敦煌、凉州渊源甚深。这些移民一直以华夏文化为自己的最根本信仰，甚至视自己为晋之正统，虽然河西和西域屡易其主，但对汉文化的认同不忘初心。

　　不仅如此，西域的近邻北魏也崇尚儒学，这对西域一带的儒学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儒家经典从北魏引进高昌，高昌王麴嘉居功至伟。《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高昌》载高昌人将孔子等人画像挂在厅堂：“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实这一习惯可能也来自北魏。高昌受北魏的影响甚巨，高昌官职“绾曹郎中”就来源于北魏，“绾”是个典型的北魏汉语词，“绾”具有“掌管、统领”义并用于行政术语中，最早见于《魏书》和北魏墓志。

　　如果说古代西域的儒学受到河西和北魏的影响甚巨的话，这还只是其外因，古代西域的儒学兴盛还有一个内因，那就是教育的发达。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在西凉时代，郡即置博士。由此可知，西凉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在传世文献中也得到印证。

　　高昌国时代的儒家文化普及深入人心

　　古代丝绸之路的儒学还受到梁朝的影响，唐西州的孔氏本《论语》郑注并非来自中原，而是来自高昌国，而高昌国又可能是从梁朝引进的。

　　在高昌国时代，儒家文化的普及深入人心，不仅有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有大众化的知识普及。在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文献中有“义学生（义   生）”“私学生”，即私家学习儒家经义的学生，也指官家或私人出钱资助（供给食料），免费上学的学生，包括乡里坊巷之学生以及私塾等。

　　古代吐鲁番人注重儒学教育，这从墓砖、蒙书和人名、地名可以看出。在不少高昌国时期的《墓表》里，生动地记述了这里的达官贵人的儒学修养。从吐鲁番出土蒙书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响。《太公家教》是唐西州学生的抄写本，其用典多来自经史文献，主要宣扬儒家的忠孝、礼义、尊师、重贤、修身、勤学、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思想。

　　不仅如此，古代吐鲁番的人名和地名也体现了他们对儒家文化“忠孝节义”观念的信奉。高昌国的佛教寺院也讲授儒家的“孝”道。义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经解》残卷存五行，第一行抄有“孝经解”三字墨书，当为标题，第二行以朱书记述抄写之人云：“释比丘戒妙，孝经一。”

　　此外，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还有一些宣传儒家文化人物的正史写卷，这也证明当时此地对儒家文化的信仰。比如，德国国家图书馆就藏有唐朝前期抄本《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之残片。

　　高昌儒学具有浓厚的北方儒学特点

　　唐太宗继位后，对儒学高度重视。《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四年”条：“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可见唐朝未灭高昌之前，高昌国依然派学生前来唐帝国学习儒学。

　　唐灭高昌建立西州，对高昌人的怀旧情愫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包容。由于高昌的儒学长期受到北魏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北方儒学特点，与唐代融通南北的儒学还有所不同。我们相信在唐灭高昌的一段时期内，原有的高昌儒家经典和注文还会存在下去。难怪唐西州的《论语》有那么多的郑氏注写本，有不少《急就篇》写本，但同时又有大量的《千字文》《开蒙要训》写本，这些都说明，唐西州的儒学既有唐代儒学的总体特色，又有高昌国时代传下来的地方特色。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