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中外发展的历史，治理国家从来都离不开严峻的法治和良好的德治，很少出现过纯粹的“法治”状态或“德治”景象，只不过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或轻或重，或偏或倚。

　　“德治”与“法治”究竟孰轻孰重？近日，市委党校法律教研室教师李霞做客国学讲座时告诉大家，如今，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离不开“德法兼治”的治国方略。

　　古代的“德法”经历了从君权神授到以德配天的转变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尚书·尧典》

　　“自尧帝起，我国就已开启了原始德与法的萌芽。”现场，李霞向大家解释，以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考查古代传说，帝尧的名字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的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的友善和睦起来了。

　　以此看来，在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

　　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

　　而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 

　　在商代达到顶峰的神权法思想，被西周统治者继承发展，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周公旦等为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总结并吸取了夏代、商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

　　他们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独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上天”只会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佑，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

　　李霞告诉大家，在“以德配天”的基本政治观之下，周初统治者具体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明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也就是要求统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慎罚”的要求是用刑谨慎、宽缓。

　　也就是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法来迫使臣民服从。

　　德治以儒家“德主刑辅”为理论， 法治以“以法治国”为根本

　　在经历了社会稳定——生产力发展——土地私有——宗法制度破坏等之后，我国进入了乱世争雄时代，而德治、法治理论也开始系统化。

　　汉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霞说，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又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

　　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而当时的‘法治’思想，则体现在法家以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上。”李霞告诉大家，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主要派系之一，他们对法律最为重视，其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重的主张就是“以法治国”，突出法律这种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在社会统治中的绝对准绳。

　　如，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

　　又如，先秦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他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意思是“智者制定法律，蠢笨的人被此制约无法创新；贤能的人根据时代变更礼仪，庸才拘泥于此” 。

　　与此同时，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更是提出了“以法为本，法势术并用的法治布局”。 所谓“法”，即吸收李悝、吴起、商鞅关于“法”的思想，将其“编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的成文法典； “势”，即君主要握有权力，有了权势才能统治人民；“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

　　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保障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是《过秦论》中贾谊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总结。李霞认为，这也是单任法治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实行仁义，而使攻守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德法结合，其价值内涵的融合应为“大德小刑”，其制度层面的融合应为“德本刑用”。

　　如，《刑案汇览》记载，龚奴才因妻与人通奸，争吵斗殴，以剪刀刺陈氏，陈氏闪避，适龚父加红赶来劝解，收手不及，误将龚加红左肋刺伤。浙江巡抚就此案是否适用存留养亲曾上报请示刑部，案件判决几经曲折，朝野内外有很大影响。最终，道光元年十月初一，道光帝下达圣旨，称考虑龚奴才之父母均年逾七十，家无次子，值得同情，且龚奴才素来孝顺，又系误伤，故准其存留养亲，同时申明此系法外施仁，下不为例。误伤父亲的龚奴才最终得以存留养亲。只有一子的龚加红夫妇老有所养，这都归功于“存留养亲”制度。

　　不可否认，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但法律并非万能，再详细缜密也必有疏漏之处，法治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盲区。而道德是人类自我完善的精神自律，引导人们在广泛的社会领域自觉地遵循社会行为规范，往往能够起到“法治”所不能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若仅有法治而无德治，人类社会“绝对不是一幅完美的图像，甚至还可能表现出某种异化的、冰冷的面貌”。

　　对此，李霞表示，真正的“德法”关系应该是不可偏一而用、不可简单结合。简而言之，道德是人类文明自发形成的意识框架，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总和。

　　综上所述，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劝导力及社会舆论的引导来规范、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治是他律，道德约束是自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结合并用，实行德法兼治，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能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朝着健康、正常的轨迹发展，才能把我们的社会真正引入和谐社会。

　　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