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来寻访衡阳保卫战遗迹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日新月异的雁城衡阳就在陪同寻访的肖培的考证里，一次次回到硝烟四起的民国。

　　4月上旬，在一个战场遗迹，肖培没有找到记忆中的当时援军登陆的渡口。物是人非啊，肖培只好指着对岸水泥高楼林立的泉溪镇说：“当时，大火将泉溪半边街都烧了。”　　  “衡阳保卫战战场遗迹以及知情的老人，是见一个少一个。”这对于田野调查者肖培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知情的老人，见一个少一个

　　肖培是武汉大学物理系文革前的大学生。初中时，语数理化考试只能拿两分的肖培在一个暑假，出乎意料地完成了高等数学的学习，并且做出了所有习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自学完了大学数学物理的所有教材，并看了80多本天文学书籍，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一开始，并不了解衡阳保卫战，而像是一个还没有拿到实战经验的天文爱好者，一心想考天文系。后来，因为天文系没有在湖南招生，他就考取了物理系。

　　毕业后，肖培分配到工厂里工作，学习能力仍非常强，当然，这里面也受其研究文物的父亲的影响，“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就钻研考古与古文物学，并在之前把古代汉语、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做了学习。”１９７６年末，肖培回到家乡衡阳，研究衡阳历史成为他的志向，也成为他工作之余所做的事。

　　理科生研究历史，也有他的合理性。这让肖培的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兼顾，更注重实践性，他进行了两三百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的随机访问和典型调查。这些老人都跟他传递着一个信息：在几十年前，衡阳城曾有过一次惨烈的战争。

　　等到近年遇见细菌战研究者王选时，肖培才意识到，他所做的也是一份接近于口述历史的事情——虽然没有留下录音资料，但是这些“活着的历史”逐步整理出来了，有的形成了文字，有的仍存在他的脑海里，等待他日后的求证。

　　1995年，衡阳历史学会举行一个会议纪念全国抗日战争50周年。肖培在会上挂出了衡阳保卫战战场新老地址的对比照片，“用挂历纸做了八版，每版七八张照片”，这“也算是第一次检阅自己自１９８３年以来的研究成果”。

　　大家的认可让肖培开始着手系统地研究衡阳保卫战。寻找第一手资料，成为肖培的研究重心。随身携带方形卡片和笔，遇见新的信息就记下来，肖培总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肖培所说的第一手资料是指寻访人、物、地点和文字资料。

　　人，肖培非要找到参加衡阳保卫战的本人或者家属，如果人已去世，就由其亲属提供照片。根据已经认识的人，去找新的人，就这样，肖培认识了一大批参加衡阳保卫战的人以及后代。因为肖培研究衡阳保卫战在衡阳起步比较早的，他还接待了国内外的战场遗迹寻访者数十次，这也成为他寻访参战者的来源。

　　通过与他们的交流，肖培了解到了第十军战士的形象：脚穿草鞋，头上戴着有泰山二字的草帽，身上穿的是短衣短裤的军装。“令当时驻扎衡阳的宪兵都感觉很安全”。

　　这些年，肖培又找到3０多个参加衡阳保卫战的人，肖培都获得了他们的照片。“说自己参加衡阳保卫战的有四五十多个，但是一交谈，有的可能是援军。”“去年在长沙访问的那几个老人有的去年８月１０日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就把资料寄给我了。”

　　最近，肖培又了解到角山坪当时可能发生细菌战的信息：“听说那还有两个八十多岁的老年人，万一他们口里有资料呢？”肖培感叹：“很多老人，是见一个少一个，很多遗迹，是面目全非。”

　　辛苦的还原

　　要搜集到历史实物，也比较困难，过去的几十年一系列左右不定的运动，有的当事人手里的照片、笔迹等很多东西都不复存在。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的儿子 、饶少伟的女儿将他们父亲的照片送给肖培，这两张照片是第一次披露出来。方先觉有一个侄儿也在专门搜集衡阳保卫战相关资料。肖培也从他那得到了一些资料。

　　有次，肖培搜集到了方先觉写的《中湘颂》，这个词由衡阳教育届人士万权作曲。万权是曾在衡阳长乐地区从事游击工作的王赐生的妻子。当时，军统戴笠想法营救方先觉。在方先觉被人营救出逃的路上，衡阳县县长王伟能曾设席宴请方先觉，王赐生就在一旁作陪。方先觉临走时，留下了《中湘颂》。万权后来在美国逝世，而王赐生于2003年回到衡阳，并于2008年去世。肖培通过各种关系，将这首歌的情况弄清楚了，并反复听唱记下了曲谱，最后，这首“民族义旗飘衡阳，志士起蒸湘”的歌曲在衡阳媒体一个衡阳保卫战的专题片中被演绎了出来。

　　被复原的不仅仅是这首歌曲。每次实地考察，肖培都是在印证自己的记忆。每次重走战场遗迹，都有收获，都是在重新考证历史。衡阳城现仍存一些保卫战工事遗迹，肖培以前单位隔壁有个叫曾琪的，是黄埔同学会的，曾在国民党长乐游击队。肖培就叫上他一起去看，知道了哪是“架机枪的地方”。

　　对于衡阳保卫战之后，衡阳境内的一些情况，肖培也是多方求证。这些年，他越发笃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很多人都说方先觉是他们救的，现在南岳也出了本书，说方先觉是和尚救的。但是，根据他们所说的路线，我只认可是丁子钦和欧老五救的。”

　　肖培带领记者到他客厅的衡阳地图前，上面标注着他曾经去过的衡阳乡镇：“为什么说他们　所说的路线不对？既然是逃跑，为何由耒阳到洪罗庙，又到祁东、到邵阳，然后又回到祁东？应该是一条直线到芷江！当地的老百姓带你走的是直路，不可能走弯路，也不可能走倒路！我研究的这条路刚好是到芷江的必经之路，从鸡窝山、新桥、岘山、祁东黄土铺、邵阳、洞口，最后到芷江，由芷江经昆明飞重庆。”

　　文字资料，肖培认为还是要看当时的资料，而不能只看现在的资料。

　　肖培在网上找到一本书《衡阳突围》，上面落的是方先觉的名字。复印件是三四百元一本。有的作战地图在网上标１２００元，肖培跟人讨价说，我私人搞研究，能便宜点吗。最后８００元成交。后来这个地图转让给了衡阳市档案馆，因为“要是不这样，就没有办法再买别的书了。”“以前搜了几颗炮弹，上面有昭和十八年的字，因为要买书就卖掉了。”肖培的研究好几次出现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

　　幸运的是，肖培的研究也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持。比如受方先觉的儿子方庆中、陆敬业的儿子陆启东、周庆祥的儿子周立起还有细菌战研究者王选等的资助，肖培曾多次去上海图书馆和南京第二历史博物馆查阅民国时期的报纸。肖培告诉记者，要查找明清档案资料一般是去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而查解放前的资料是去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从这些图书档案馆的保存的《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可以看到，第十军的战况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报纸都会做报道。解放前，还出了四本关于衡阳保卫战的书，肖培也将其复印了。

　　在上海和南京的文史资料的寻访之行，让肖培找到一份方先觉、孙鸣玉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写给中央政府写的<战斗要报>。里面一些说法，包括参加衡阳保卫战的人数数字，都与别的书不同。肖培认为，这份资料很重要。

　　掌握了这些人、物、地和文字等第一手资料，肖培先后于2005年、2006年先后自费出版了《血荐山河》、《浴血孤城》两本书。肖培认为，这两本书不同于当时一些书籍只是转载台湾出版的衡阳保卫战的书籍或引用的是衡阳保卫战援军的资料，而是通过走访第十军参战的当事人，搜集当时的文献了解到的第一手资料。

　　追问细节是为了什么

　　４月中旬，《亮剑》作者都梁来衡，一是为参加衡阳保卫战一个研讨会，一个是来看看战场遗址，看看在衡阳拍衡阳保卫战这一截影片的话，取景会否穿帮？最后，都梁摇摇头，说“不行、不行。”

　　都梁认为方先觉最后的抉择问题，是影响衡阳保卫战拍摄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假如要将他新写的反映“豫湘桂”战役的《大崩溃》拍成影片的话，可能触及这个战役。

　　都梁不解，衡阳本土的衡阳保卫战研究者为什么总是纠结于一些细节问题，而没有看到，豫湘桂战役后，中国虽胜犹败，造成了国民政府将蒙古的一部分划分给苏联。“这个条约最后蒋介石到台湾后没有承认，但是李登辉政府又承认了。”　

　　都梁说着这些时，肖培抬起头听着，眼镜片后闪过一丝坚定。

　　为什么总是纠结于这些细节？采访肖培时，记者抱着与都梁同样的疑问。肖培告诉记者，一是为了了解衡阳保卫战的真实的情况，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二是把参战和牺牲的人的名字要记下来。“这几年，这个名单里又新增加3０多个人，有30多张照片。”

　　根据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斗要报》和《大公报》的数字，衡阳保卫战参战人员是１６２７５人，注明得很清楚，这个数字里还包括配属部队、三个炮兵营和暂编五十四师。但是第十军不止这些人，有的人去掩护家属撤退了。　　

　　而日军４８０００人，是守城战士的三倍，有的资料说病死两万多，日军总共死伤７万人。而方先觉前一任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在参加日军投降签字时，曾问过日本军方，衡阳保卫战日军到底死了多少人？日军方面回答说是，四万八。美国报的数字说是７万多。

　　“可以说，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　肖培说，以前左倾的宣传很好笑，说守军不战而退，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２００５年胡锦涛讲话肯定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后，衡阳保卫战的研究还原了很多历史细节。“我手头的资料显示，这场战役非常激烈，日军５次补充兵力。守军有个营一天换了五个营长，而日军死了两个少将，重伤一个中将。周庆祥和葛先才与战士在一线冲锋，才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方先觉用手枪逼着手下的师长去收复机场、阵地，军令如山，这些军官不得不拿着机枪到了战斗一线。”肖培说，衡阳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衡阳守军不是投降了，是终战了。”

　　但是，战争也是残酷的。双方在战场上都有病死。守军把得了传染病的３０多个士兵都活埋了，等于说是自杀了，而日军利用病人打头阵，想把病传给守军。一般按照惯例是不杀战俘的，但是守军枪杀了得了瘟疫的战俘。这些都是肖培根据一些日本的资料、老兵的回忆以及书上披露的一点点信息，连贯起来得出来的。

　　而肖培认为，对于战壕的考察核实，决定了衡阳保卫战是第十军和衡阳人民共同战斗的战争。从现存衡阳的苏仙井、天马山、虎形巢、 江南会馆等地，仍能看到当年的战壕的陡壁。而其他战后尚存的战壕，都随着城市发展而消失了。这种被日本人称为方先觉壕的战壕的土方量非常大，做工事的工兵只是最后休整一下战壕，“挖这些战壕的就是我们两万三千民工”。

　　“这些民工何曾把名字留下来？”肖培自问。

　　不能篡改的历史　　

　　对于衡阳保卫战的研究方法，肖培有自己的看法：除了追问细节，的确，还需要在事件和空间上进行拓延。按照这种拓延，我们要了解日军妄图迅速恢复东南亚大陆的交通线的“第一号作战”计划，不只是看到衡阳战场，还要看到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豫湘桂战役日本好像打赢了，实际上却失败了，从此一败涂地。　

　　有的研究员说没有方先觉“来生再见”最后一电这个事，说是蒋介石编出来。第十军军官饶少伟说也说没有。肖培曾先后遇到两个发电报的关键人：１９４４年８月７日下午５点钟发了个２００多字的密码的中央银行第十军指挥所电报员卢庆贻。江南电台的总台长刘清明。刘清明说，在冷水滩过去一点，刘遇到了方先觉部队的人，为其往重庆发了一份电报。“８月８日发的，8月10日见报了。”肖培根据他们电报机的瓦数的大小，推测出刘清明所说属实，方先觉除了打通了卢庆贻这边往芷江的电报通道外，还派人往零陵去送电报。

　　肖培告诉记者，口述历史并不是全是历史，有的是记忆错误，有的是人云亦云，但都可以核对。关于到底是１９０师还是暂编五十四师，谁先打第一枪，衡阳保卫战到底打了４７天还是４８天，都可以争鸣。如台湾专门研究军史的容鉴光曾给过他一篇《抗日战争“衡阳孤城血战”六十周年纪念》的文章，肖培曾将其转给官方发表，但是，最后，原文中对保卫战４７天的叙述被改成了４８天。

　　肖培对此大为火光。“怎么能随便篡改历史呢，至少应该在下面打个注释，指出还有哪些争议！”

　　文/本报记者　何 芬　实习生　罗金鹏　图/黄 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