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报纸成了我们的话题。我说，那时生产队订了《人民日报》《湖南日报》《衡阳日报》，都放在保管室里。门锁着进不去，我便趁没人的时候，拿一把铁钳夹，从窗棂逢里伸进去夹报纸。我“偷”报纸只要副刊版，其余的仍然扔回去。后来我当村干部，自己管全村的报纸，每张的副刊我都留一份。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存下的各类报纸副刊已积满一个衣柜。可惜的是，我后来去了祁东和衡阳，那些报纸就全被父亲卖掉了。

　　晓晓也和我如出一辙地爱报纸。他告诉我，他的报纸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买；二是到衡阳日报社去拿；三是生产队里分。说到生产队里分报纸，晓晓的神色突然暗淡了下来。他声音沉痛地说，黄鳝伯前几天去世了。

　　在那需要报纸的年代，黄鳝伯给了他很大的照顾。黄鳝是外号，他本名叫曾庆德，是位老党员，今年84岁了。没有读过书，所以他就十分喜欢读书的人。黄鳝伯当生产队长，管着队里的报纸，到年底的时候再分给各家各户。有一次，他将所有报纸交给晓晓，“你尽量挑选喜欢的留下来吧，剩下多少就分给他们多少。”晓晓开始回忆，虽然黄鳝伯说得很干脆，然而他的二女儿却不同意，不论黄鳝伯怎么解释和劝说，都没有用。黄鳝伯恼了，扬手就是一巴掌扇在她脸上，打得她在地上大哭着打滚。“小徕仉，你拿着报纸回家，别管她!”晓晓告诉我，黄鳝伯就是这么一句话，将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生产队要经常开会和学习。院子里读书的人不多，能完整地读完报纸的人几乎没有。有一次要开会学社论，原来学习时读报纸的一位伯伯走亲戚没回来，就没人读报了。“黄鳝伯将目光投向我，希望我站出来。”晓晓说。就这样，他被赶鸭子上架，开始了大庭广众下的第一次朗诵。“读完后，我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说完，晓晓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从此，晓晓就承担了队里读报纸的任务。为了避免遇到生字“拦路虎”，每次来报纸了，晓晓都将重要文章先读一篇，认不得的字和不理解的词，都要翻字典查一遍。就这样，在读报纸的过程中，晓晓阅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后来，我就逐渐喜欢上了写作。”晓晓脸上充满了感激，“可以说，黄鳝伯就是我写作的引路人。而他却是一个文盲，这就更值得尊敬。”

　　我与晓晓相识于1988年的县团代会，那时的他已经写出了不少的作品。他告诉我，那时他经常去衡阳日报社，一是去送稿子，二是去拿自己喜欢的报纸。为了省钱，他每次往返衡阳都是爬火车。有一次，他刚从火车尾部爬上去，听到有人说话，就不敢再动，只是死死地抓住火车，让自己吊在外面。“那是初冬时节，这种兜风的感觉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听着晓晓的述说，我的耳边仿佛有呼呼的风声在嘶鸣，那嘶鸣声带着刀，左一下右一下，割着任何胆敢与它对抗的人。“后来，我还是被车上的人发现了，他们死命地将快要冻僵的我拉上去。看着那些在铁路上飘散的报纸，我哭了起来。”

　　下了火车后，晓晓见黄鳝伯正脱了棉袄在铁道边挖土，便走过去与他聊天。说起爬火车丢报纸的事，黄鳝伯一阵好骂：“为了几张报纸不要命了?告诉你，下次让我再碰到，我打断你的腿！”晓晓说，他相信黄鳝伯的话，看着气得一脸紫酱的黄鳝伯，他突然害怕了。“越是老实巴交的人，越是平素对你关心的人，发起火来越是厉害。”

　　说了好一阵话，黄鳝伯突然像发了癫一样将手中正扬起一半的耙头一甩，然后迅速脱掉身上的裤子。“我不敢看已是赤裸的黄鳝伯，扭头一边去，我霎时呆住了。”晓晓停了许久，才告诉我他发现的惊人一幕：一辆手扶拖拉机，正停在西边二三百米处的铁道中间。而东边县城方向，隐约传来火车铁轮与铁轨的碰撞声。

　　“要出大事了！我的脑袋一下就懵了。”晓晓这才发现黄鳝伯已不在身边，他正光着屁股高扬着右手里的一块红色东西，迎着火车来的方向飞奔而去。

　　也许好久，也许就是短短的几分钟，一列绿皮火车带着铁轮与铁轨的剧烈磨擦声，喷出一股浓厚的雾气，慢慢地停在了晓晓的身旁，车头距拖拉机不足五十米。不待雾气散尽，晓晓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发狠地向黄鳝伯消失的方向跑去。在一里多路的地方，发现黄鳝伯穿着一条红色的内裤，正慢慢地往回走。晓晓赶紧过去，搀扶着还在大口喘气的他。

　　“从那一天开始，黄鳝伯奔跑的身影便在我的脑海中定格。这也是我后来喜欢摄影的一个缘由，因为我总是期待着自己能用镜头将那抹奔跑着的红色捕捉。”

　　晓晓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说：“晓晓，请让我来写一写黄鳝伯吧。”我之所以向他请求，是因为，我知道黄鳝伯永远居住在他心中的神圣之处。我要分享，必须尊重。

　　我在心中默默许愿：如果有一天能在报纸上发表这篇小文，我要和晓晓一道去黄鳝伯的坟前化奉。告诉他，黄鳝伯您也上了报纸。

　　彭建华